科学的真正精神在哪里？

2010-03-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马建波（本报专栏作者） 我有话说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G.劳埃德著，孙小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流行的概念未必是好的概念。“科学精神”就是其中之一。

用“科学精神”

作为关键词检索，只需0.2秒，电脑就能为你提供超过1200万条相关联的结果，足见人们对它的青睐程度。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对此，当代的人们既有言简意赅的简短陈述，也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根据我的感受，阅读这些文字，是检验自己耐心程度的最好方式。“五花八门”和“千篇一律”这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汇，用来形容它们，却倒是珠联璧合了――发表高见的人很多，每个人又都有生花的妙笔，自然是“五花八门”；而可供挖掘的东西其实不多，“千篇一律”当然无可避免。按照人们的意见，“科学精神”归纳起来，无外乎就是怀疑、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如果你一定要说“怀疑”、“反思”和“批判”本来就是同一个意思，我也不反对）。古代大贤的名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说的正是这个东西。因此，非要搞出“科学精神”这个词，并煞有介事地要把“什么是科学精神”论述清楚，实在有画蛇添足之嫌。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精神”所指称的那些东西，是否为科学所独有？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试想，人类生活中的哪一个方面不曾有过这种“精神”？充其量我们也只能说，它们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体现得比较显明和充分而已。所以，“科学精神”这种说法，过于掠人之美了。

我不喜欢“科学精神”这个词，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它有很强的误导性，会使得人们在理解一个重要而微妙的逻辑关系时发生颠倒，最终在思考某些问题时无法把握真正关键的东西。具体来说，这个重要而微妙的逻辑关系，就是科学和我们称之为“科学精神”的那些东西，孰先孰后、孰因孰果。如果我们因为那些东西被称为“科学精神”，便得出结论说，没有科学，哪里来的科学精神，当然是科学实践孕育出了科学精神，那么很不幸，我们已经被误导了。看过严肃的科学史家的论述，弄明白这一点再容易不过了。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在美国科学史名家G.劳埃德的众多作品中并不起眼，但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却非常简洁明了。人们通常将科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在劳埃德看来，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此种观点非常合理。首先，古代希腊人懂得区分自然与超自然，并且在寻求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时能够主动排除超自然力量的因素。这一点与本文的论题无关，按下不表。其次，在古代希腊，一种“理性的批判与辩论活动”成为了人们寻求知识的主导方式，也就是在平等、自由以及信息公开的原则之下，人们通过辩论来检验理论的优劣。不难看出，所谓“理性的批判与辩论”非他，正好是今天人们用“科学精神”来指称的那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不仅不是科学实践的产物，相反，它们是“哲学和科学都向前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因此，劳埃德接下来的问题是，“科学精神”是怎样被注入古希腊的科学实践的。只要我们把视野稍微放广阔一点，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劳埃德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怀疑先前的观念，他们互相批判，这种自由可以与正在兴起的城邦中的公民争论什么是最佳的政治体制的精神相媲美”，因而，结论就是，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在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中引进新的批判精神，“这应被视为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环境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这一进展的对应物，或者看作是这一进展的产物。”显然，在劳埃德眼中，我们所谓的“科学精神”，不过是更为博大的一种精神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只是这种精神在科学实践方面的投影。

每到年终岁末，关于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或者为什么不能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总会激起不大不小的喧哗。如果读懂了劳埃德的论述，我们思考这类问题的视野无疑将会大大拓展。我们就能够明白，提升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关键可能不在于有多少科研经费的投入，也不在于有多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甚至也不在于科学内部的体系和结构是否合理。它可能还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有关。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渗入了古代希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他们收获了智力上的丰硕成果。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