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拓展”与“专业化”并不矛盾；
■兼并重组的政策配套、产业引导、或者在某些市场的规范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现在上市出版公司的组织构架与地方出版集团的构架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编印发供，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发展规划不清晰；
■无论出版企业的生产也好，经营活动也好，受制于非常多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些甚至让人感受到了尊严面临考验和挑战。
童健：曾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现任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从省府路到天目山路，很近；但对童健而言，从省委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却在人生中划下一道分水岭，人生角色在其间实现了重大的转换。
那年，正是2008年。出版业的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年末，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冲击着整个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中国书业；同时，教育改革正在持续推进，教材瘦身，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采购教材，并推进教材的循环使用，中国出版业的微利时代降临。
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出版界，同时要研判大势，把握大局，担负自己的岗位责任，率领浙版集团在中国出版业激烈的变革期中安稳航行，实现长足发展，童健坦承，“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严峻的考验，诸多的挑战，日渐残酷的竞争环境，可以想像，对一位经营者的压力。“首先要树立信心，坚定自己的信心。而信心，在于对行业规律的了解。”童健给自己定的首要目标，就是学习。“在学习当中，在对形势的把握当中，逐步认清出版改革发展的战略意义和趋势，而后定位应该如何领导这个企业，怎样根据中央和省里的要求，来实施自己的出版理念和抱负。”
2009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截至2009年底，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资产总额达93亿元，当年实现总销售97.2亿元。这些漂亮的数字没有一丝的水分，浙江出版的经营状况，包括家底的“实打实”都是行业闻名的―――他们从不做重复统计，甚至出版社的提成差价统计，都是全国做得最规范的。“这是浙江人的文化传统。”童健说。
事实上，在中国出版界中，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没有惊天动地的举措，没有熟为人知的口号，却始终跻身中国出版集团第一方阵，就其体量而言，恐怕只输给北边的兄弟―――江苏凤凰；值得注意的是，97.2亿元的总销售与11%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主业，没有多元经营收入，尽管童健一再说，这“既是优势，也是短腿”，但行业人士几乎都明白，这些数字对出版界的意义与含金量，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从此意义而言，浙版集团也许是最大的赢家。浙版人谙熟市场，却有着一份出版理想；他们不争第一，却不会放过一个市场机会；他们温和、谦虚，似乎不具扩张性，却始终是让人敬畏的对手。或者，“影子巨人”是对他们最好的命名。
集团竞争时代
在意识到出版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变革期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组织了内部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集团也好，出版工作也好，朝哪个方向发展；同时，主业在集团、在浙版人的事业当中，它占的分量是什么，如何认识浙版集团的竞争优势。集团最终确定的企业精神是，“求真思变出好书，奋发务实创新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坚持做强出版主业，坚守文化责任之道，坚定创新发展之路”。“很明确，还是做出版。”童健说。
“浙江出版集团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产业基础。我们现在惟一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营业收入、包括我们产生的利润，主要来自主业。这是我们寄予我们的出版事业发展的基础。”
对于业内“多元拓展”与“专业化”的争议，童健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世界上任何有名望、实力强大的出版集团，都是主业突出，专业性非常强的出版单位。“从这个角度来讲，出版，要体现做强做大做优，就必须在主业上有明显特征，包括培生、施普林格，都有过多元化的过程，但最后主导它能够立足的，是它的主业。”“但是，”务实的童健强调，“只有做强做大，才能担当文化脊梁的重任”。
可以看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给自己的定位是，发展不能偏离主业，但也不排斥多元开拓，尤其是，“在现在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要重视资本的力量，顺应出版改革的大势”。童健认为，中央和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所倡议的重组兼并，特别是跨地区跨行业的发展，是出版业发展的又一个机遇，但是，把握机遇的过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存在种种壁垒，诸如政策障碍、地域性障碍等。
浙江，输出健康的市场发育乃至社会秩序发育的模式；童健，这位曾经的浙江官员展现了浓厚的自由精神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中央和主管部门提出方向后，我认为在政策配套、产业引导、或者在某些市场的规范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改制，其实，试点单位的改制还没有很好总结，就全面推开了。从坚定信心的角度讲，我认为是对的。但在具体操作当中，得认真总结有利于改制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没有跟上，保障措施有没有跟上。包括出版企业上市，上市企业业态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哪些不利因素，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还是需要研究的。”
浙江竞争力
确实，浙版集团最大的优势在于主业的强大，主业的挺拔。但是，图书市场规模不大，利润率也不高，市场增幅一直低于国家GDP的增速，2009年更是跌落近十年来的最低值。同时，中央和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出版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何看待浙版集团的主业优势，并做进一步的规划呢？
“比如，就发行而言，我们毫不谦虚地讲，无论是从我们的连锁经营也好，物流也罢，或是我们最早实现的信息化建设也好，浙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怎么样继续发挥发行的新优势，省店集团也提出了三句话，叫做走上去，走下去，走出去。”浙版图书不能仅仅停留在浙江，还应该在全国得到有效销售，所谓“走上去”，浙江新华的博库网上书店，2009年的销售已经达到了8000万，同时，潜力还非常大。“走下去”，浙江新华在搞农村小连锁，包括社区的小连锁。2009年的数据是，全省建设了120多家小连锁，销售收入2000多万。“走出去”，则意味着浙江新华品牌“博库书城”的嫁接与连锁。现在，博库书城在全国落地十七八个点，省外销售去年达到了3.1个亿。这个体量，相当于一些省新华书店省内的门市销售。
去年，浙江新华的非教材教辅销售首年度高于教材教辅的销售，达到了20.6亿元。“发行强则出版兴”，行业人士均知这个数字的分量。“浙江新华销售收入的93%都是外版书，说明我们浙江的图书市场是开放的，也说明这个地方的图书销售是健康可持续的。但是，仅仅停留在浙江是不够的。”这意味着，在省外连锁方面，浙江新华还有更进一步的考虑。
比如，北京马连道的“阅读时光”，全部是浙江新华配送的；上海博库书城的销售，已经到6000万了；上海一家大的文化商城，给浙江新华的租金很低，只需要博库入驻，带动别的产业销售。
“书店开到一定阶段，品牌效应就出来了。”童健说。大家喜欢到博库书城买书，不仅因为它服务好，环境好，更是因为它品种多。据记者了解，浙江新华已有将近50万种图书，浙江新华正朝自己的全国中盘的奋斗目标驶进。
毋庸讳言，书业规模小，利润率低。一个面积一两万平米的书城，一年的销售额也就是几千万，最大的就是1个亿，但同样面积的浙江银泰百货，元旦两天促销销售额就是1.6个亿。
“我们占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好的物业，这里就有一个文化责任和社会效益问题。如果都改成超市，或者出租，回报率都不错，但我还是主张，新华书店牌子不能丢，主业还是要突出，但是，可以朝着文化超市的方向去经营。”童健坦承，书业上的薄利，要靠文教非图产品弥补，去年，浙江新华非图销售的增长也非常快。同时，浙江新华要求新建的书城与影城相配套，打造“文化Mall”的新业态。
事实上，发行的跨省发展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但是，书店如果离开了教材教辅发行，绝大多数是亏本的。没有利润的支撑，跨省发展就是空话，而“文化消费的终端网”解决了这个问题。譬如，诚品书店70%的面积不是做书，主要的运营收入也不跟书有关，但是，社会对它的定位仍是书城，而非商城。以图书品位为依托，打造文化休闲去处，打造都市的文化约会地，或也是书城跨省发展的一条途径。
其二，出版结构调整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浙版集团确定了六大优势板块，少儿、文教、生活、经管、文学、艺术，有的是浙江现有的优势，有的是潜在优势。围绕这六大板块，集团制定规划，出版社制定计划，重点打造做优做强的专业图书，进一步强化常销书的阵容，并争取在畅销书生产中有所突破。同时，地方包销书的资源也将被充分开发。
其三，在出版结构调整、转变出版发展方式，适应数字出版业新形势方面，浙版集团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和实践。第一步，整合集团所有出版社正在做的数字出版的基础；第二步，童健认为，传统出版业做数字出版，还是不能离开内容优势，要通过内容服务，内容增值服务，包括教育服务，按需定制服务，出版服务，数字版权经营，包括移动手机阅读，甚至是广播电视教育，实现盈利。“不是没有看到盈利模式，只不过是在内容增值服务当中，你所占的份额的多少。不做，就根本没有机会，做了，就能够出现机会。”去年12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将实现与IT厂商、互联网、无线移动的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内容的集成化服务和运营。目前，浙版集团已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达成合作。与前者，浙版集团将探索出版内容资源在手机出版方面的探索应用；与后者，双方将在数字化社区教育等领域进行充分合作。
同时，浙版集团以加强博库书城网站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增强集团所有网站群的商务功能，发挥网站的互动效应，“数字出版不要理解成就是内容服务。”童健说。同时，浙版集团正在着手开发挖掘省新华书店的经营数据和信息服务。“新华书店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数据，包括信息资源，一旦得到商业开发以后，能量也是巨大的。”盛大文学等网站的网络出版、网络阅读、VIP章节收费的盈利模式，也被童健看在眼中。然而，“单家去做，还是联合其他家去做，还是借力去做，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尽管在发行、出版结构调整，以及传统出版结构升级转型方面，浙版集团已经有了思路与实践，但是，童健强调，“做工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尤其像出版业这样依赖于人的头脑的创意产业，离开人，一切无从谈起”。
童健分析，整个出版业改制，这么多民营工作室浮出水面，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原国有出版单位分离出去的。就像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是靠抢国有企业的人才一样。“老师傅、技术人员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国企体制？因为机制不活，体制僵硬，离开后，能得到更多的报酬，更灵活的机制，能激发他的聪明才智。”童健认为，国有出版单位在留人才、用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方面，优势已经没有了，而浙江出版集团改制以后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
“人才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真正能做书的优秀的编辑，优秀的营销，这方面的人才、尤其是领军人物短缺，尤其是，原有体制下的人才概念是在变化的，原来适合机关或者事业体制下的出版人才，现在必须面向市场；第二，多元开拓的复合型人才。”浙江现在也在尝试首席编辑、首席营销、青年领军人才等机制，每年也在通过一定的量化考核给予激励，“也可以试行某些股权激励。”童健表示。
掘富多元
2009年，浙版集团出台五年规划，提出实现集团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双百亿的目标，其中，“协调发展、多元开拓”是首次列入。
“集团有相对比较丰富的现金流，现在这些钱是在存银行，从经济回报的角度讲，是很可惜的。另外，我始终认为，新的竞争体制下，多元开拓是出版集团的明智举措。同时，浙版集团也有产业链的延伸，比如，印刷，物资贸易，原来也有投资公司。相对于其他兄弟出版集团，浙江地处经济沿海发达地区，从市场环境，从人文精神上说，在多元开拓上理应比其他出版集团更好，但恰恰这一块，浙江落后了。”
在多元开拓的途径上，童健的考虑是，把闲置的资产盘活。譬如，组织和开展第三方物流，发挥下沙基地作用；盘活土地存量，做好天水桥、绍兴路、勾庄、翠苑、武林路等物业和地块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具体进行什么项目，还要看市场。
“我们成立了置业公司，但是房地产谁都没做过，能不能带来效益，很难说；我们的投资公司、外贸公司都有指标上的要求。”童健明明白白地说，从利润点的来源来看，这些副业是捷径，“但是，不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颠覆上市路径
目前，浙版集团已经启动上市准备工作，准备部分资产上市，上市路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集团的上市路径―――专业化上市道路。
童健始终认为，现在上市出版公司的组织构架与地方出版集团的构架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编印发供，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发展规划不清晰。
对于上市，童健始终持一种理性态度。“上市公司的钱是要分的。就融资而言，上市仅是一种模式，债券是一种模式，参股银行也是。”如果赶潮流，浙江新华上市，可能是出版上市公司中经营业绩最好的一个，但是，“资本带动的作用在发行当中微乎其微。这一块是优质资产，不需要有太多资本扩张的发行行业，拿出去上市，我们从经济角度考虑，吃亏了。”同时，童健认为，教材教辅这一块还是政府资源，如果上市，没有起到资本驱动的作用，相反，起到了分羹的作用。
据童健观察，从出版上市公司的业态来看，对出版主业的带动没有起到实质上的突破。现在的上市出版公司与地方出版集团的构架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钱多了，但是增值的钱必须要拿去发展，发展不了，上市的意义也体现不出来。这样，出版股会缩水，业态发展就会走下坡路。
童健的规划是，少儿图书市场看好，可以以浙少社为龙头，联合其他少儿社成立一个集团股份公司，在此基础上去走专业化上市道路，不仅发展少儿出版，同时衍生少儿文化产业，包括文具、教具、动漫游戏等，“这种专业化上市，个人认为是出版上市的一个方向”。
目前，童健遭遇的是政策壁垒。是否有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问题，证监委并没有明示。在前期与一些少儿社的洽谈过程中，童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专业化上市路径是符合出版做优做强做大的规律的。”
文化尊严与市场现实
“行业应该围绕出版上市公司新的形势制定一些游戏规则，包括一些整治和管理。”包括此前总署所提出的“三个一批”―――“做大做强一批”“兼并重组一批”“关停并转一批”，童健不禁也为小企业鸣冤：“比如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的成立，不需要通过上市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出版社，这不是市场形成，而是改革和行政推动形成的。当然，可以扶优扶强，但是不要打压和勒令关掉，就不符合出版发展的规律了。现在缺的其实不是出版资源，而是市场。”
事实上，浙江的产业结构相比于东部和沿海其他发达省市，显得相对“土气”，“低、小、散、轻”。但是，这种产业结构乃是市场通过自我扩展而自发形成的，是分工网络高效运转的前提。尤其在满足读者个性化精神需求的文化产业，航空母舰不可少，精特优新也是宝。
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窗外天色渐暗。话题也似乎行进到了另一个层面，童健并不讳言经营一个出版企业的艰辛。“无论出版企业的生产也好，经营活动也好，受制于非常多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些甚至让人感受到了尊严面临考验和挑战。”比如，做教材教辅，不取决于出版，而是取决于行政主管部门。凡做教材教辅的出版人，大多都有一本“辛酸史”。
“我理解，文化价值与现实市场规律反差太大。你所做的事业是传承文化价值的事业，但是，你所经历的环境是纯市场的。价值差异与严峻的现实状况，使得你必须放下原来文化所理解的尊严，这种角色的转换是非常痛苦的。”童健平静地说。
“总署和教育部能不能有一个教育出版方面的约定，这是关系出版社生存发展的问题。”童健说，求人不怕，但是要有尊严地求，市场经济本是互利双赢的。然而，“原来是很自豪很骄傲的行业，现在只觉得很心酸”。这方面，业外人士和社会上又不是都能看到和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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