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本解》，孙钦善著，三联书店2009年4月第一版，29.00元 国学升温，《论语》最热。这并不奇怪，自西汉以至近代，《论语》是中国读书人必读之书；注解《论语》者，亦代不乏人，数量之巨，
《论语本解》的“独特面貌”，在于著者对《论语》的解释采用了“互证法”，把《论语》中相同、相近的关键词语和哲学、思想概念，取前后相关文字互证，从而多方面取证，提供深度理解，“力求准确阐明孔子话语和思想的本意”。《论语》中本有一些可以“互解”的语录，如《雍也》中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句，《颜渊》中有人问“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回答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这个比喻是说如果只要本质而不要文饰，如同去掉毛色花纹的虎豹之?（皮革）和犬羊之?，看上去也就没什么区别了。《本解》将这两章互参，且再与《宪问》“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互参，对文质关系的解释就分外清楚了，所以君子才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著者往往从互证中探究孔子的思想。如《论语》中多处说到“直”，《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著者在注中指出：“参见8・2‘直而无礼则绞’（绞，著者译为‘尖刻伤人’），17・8‘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17・24‘恶讦以为直者’。”（其中的数字表示《论语》的篇、章序号，圆点前的数字表示篇次，后一数字表示章次。如8・2即《泰伯》（《论语》第八篇）的第二章。下同）著者以所引证的带有“直”字的几句互证，指出“本章说明孔子关于直的观念不是绝对的直率，而是有条件的，即必须符合礼的规范，尤其是不可违背礼的根本―――孝、悌。”这样解释很符合孔子把礼作为道德准则的思想实际。著者又往往以孔子的思想为准绳判别词意，得出确解。如《里仁》：“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这个“约”字本有节约、约束两种解释，这里应当如何取舍才是正确的呢？著者给“约”的注释是：“约束。指严于修身。参见6・27‘约之以礼’，9・11‘约我以礼’。《集解》引孔安国说，以约为俭约，非是。孔子认为，如不注重修养，俭约亦难免有失，如4・2‘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这就足证把这里的“约”解释为“约束。指严于修身”是正确的。又如《子罕》首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断句和解释历来存有争议。（《本解》标点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关键是把“与”解作连词还是动词。《本解》引用《论语》诸多本证，对“与”作了这样的解释：“与：许，赞同。义同以下句中之‘与’：7・29‘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1・24‘吾与点也’。‘与’或解作连词，是说孔子很少谈到利、命和仁，则与孔子思想不符，因为孔子谈命、仁的情况很多，不可谓罕；同时连词的用法也没有在几个并列成分间连举者。（例略―――笔者）本章反映了孔子重命、重仁而轻利的思想。孔子并不否定功利，他也谈富贵，也谈富民、利民，但必须以义为准，以义为先，反对见利忘义，见小利而误大事，参见4・16,7・16‘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3・17,14・12‘见利思义’，16・10‘见得思义’等。孔子相信天命，参见2・4注④。”而在这个“2・4注④”中，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天命思想，所可参见者则有6・10,9・1,12・5,14・36,16・8,20・3等六处。通过这些索引式的提示，《论语》原文检索即得，从《论语》的这些本证中，足以证明著者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断句和解说是符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本解》著者为了使《论语》的一词一句或某个概念得到确解，除引《论语》本证之外，又往往引用其他经典为他证。如《颜渊》有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云云，著者把这一句今译为“约束自己而复归于礼就是仁”，解“克”为“克制，约束。”所引《论语》本证为“约之以礼”（6・27）、“约我以礼”（9・11），又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能自曲直以赴礼”。且进一步引《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说明孔子说“克己复礼”是“述而不作”。近来傅佩荣先生解“克己复礼”云：“其实，这里的‘克’是能够的意思，‘克己复礼’就是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现礼的规范，这样才能讲得通。”（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29日第9版文《傅佩荣：认为庄子消极厌世是一种误解》）单说“克”，确实有“能够”这一义项，但在“克己复礼”中，还是《本解》所解为是。其实，这个“克”字在现存较早的何晏《论语集解》（古逸丛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皇侃《义疏》等）原字是“?”，作“约束”解。（古棣等《孔子批判》（下）《论语译说》有详说，此不赘）且在本章孔子解释要做到“克己复礼为仁”应注意做到的条目时，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云云，这视、听、言、动，都是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的，并不是“能够”解释得通的。《本解》引录其他经典为他证以解《论语》者，主要有《左传》、《礼记》、《孟子》、《荀子》、《史记》、《韩诗外传》、《尚书》等，本文举例，亦九牛一毛而已。
有意识地用“互证法”注解《论语》，是《论语本解》在同类著作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论语》及孔子思想，直接取证《论语》本书的材料前后互证，不脱《论语》语境，尽可能做到了准确可靠。有人以《论语・公冶长》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说，便认为孔子不信天命。《本解》引3・13,14・36,16・8,20・3等章互证，这些章都是记载孔子是信天命的，从而得出结论是：“孔子很少谈论性命与天道，并不是说他不信天命，他实际是一个宿命论者。”这就是“互证法”的力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曾引《论语》本证为证，但不是有意识地作为一种体例采用的，只是有所引证而已。真正创为体例注疏《论语》者，是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该书“凡例”第一条即云：“本书宗旨在疏通孔子学说，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阙之。”又云：“本书中意义相近之文，往往彼此互证，……读者因证互参，最为有益。”总的目的是确解《论语》奥义，发明孔子学说。这种方法，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赏（详该书陈序）。孙钦善先生从《论语疏证》得到启发，而在当代新的学术水平上运用互证法，不再像《论语疏证》引证材料那样的宽泛，而是抓住要领，即以《论语》本证为关键，研精覃思，涵泳义理，写成了一部不同于目前通行的各种《论语》译注本的、精确不磨的《论语本解》，为读者阅读《论语》提供了一部合适的入门书，而对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是真诚感谢著者孙钦善先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