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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光独照

2010-04-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凸凹 我有话说

京西有山,名百花山者;北翼有刘恒,南翼是我。凭依旧俗,可谓乡党。然名号不同:刘恒显达,小说获奖,影视辉煌,声振华夏,慕者云涌;而我之凸凹者,虽小说、散文、批评样样戮力而为,勤勉至呕心沥血,文章篇篇都能发表,却像篇篇都没发表,似有似无,不温不火,乃至心

绪不平,时感凄凉。

问计于他,且企望帮忙鼓吹,他却笑而答曰:作为乡党,说句实话,这一切,你是不需要的―――你的文章,有自我品位,静观价值是在的,时间深处,自有你的位置,耐心地写就是了。他又说,作为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没必要借助外力以增其雄,也没必要攀星摘月以增其辉,你自身就是一个光源,如灯盏,如红烛,只要燃烧,就有光亮,足可以照亮自己的内心和一己天地。他还说,其实你写作之初,亦非身外的声名,亦非对他人的影响,而是服从于内心的冲动,是自我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你也不会写。

他之所言,类似乡间的大地物语,朴质中有深刻的含义,属于把天启的信息作忠实的传递。遂信然。

萤火虫夜行,始终带着一盏小灯笼,它没有照亮别人的主观设计,只为了自己不迷失方向,却成了别人眼中的一方风景。

大河横流,并不是为了载舟,而是奔腾的习性使它不得不汤汤致远。

玉米拔节时有响脆的玉音,遂成天籁,但它的本意却只是为了到达一个高度,好结下籽穗。

我等本是土地之子,大地道德与伦理是懂的,但名利乱眼迷心,把这一切都忘了。就活得不满足,身心苍凉而疲惫。累之所在,不是生存(写作)本身,而是攀比、争雄,乃至入史、不朽等多余的欲望。

内省之后,不免要审视一下时世。时世真的是变了,变得只给写作者留下了一个堪称尴尬的生存罅隙。

母亲自然是望子成龙。但她所想望的龙是龙辇,是人上人的位置,并不是精神的高处。所以,当她看到她的儿子写得昏天黑地、白发丛生,便怜惜地问道:写文章是不是与高就有关?得到无关的答复之后,她说,那还吹灯拔蜡、劳神费力地写它做甚?再写出个好歹,就亏了。她之所说,既关涉身体健康,也关涉社会处境。“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她虽然与龚自珍的胸廓遥之千里,但她那代人的有关意识还是有的。文既不能“列侯”,又有裕如小康的“稻粱”,为什么还写?

婆娘自然是望夫得道。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理她是懂的。起初,正是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候,文章刚一发表,就有倾慕者至,她是喜乐的。但是很快,文章之道就越走越窄,且日渐式微,与荣华富贵乃至与应有的体面都愈加无关,她终于失去了耐性,说,你能不能也炒炒股,倒腾倒腾房产?其实她并不是惧怕贫,而是不能忍受世人对文人的轻蔑。

犬子自然是望父为“王”。先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辐射在他身上的意义,乃父为“王”,他可以借势发展,减小人生成本。所以,当他看到,他的父亲原来是个老派文人,自足之外,衍生不出足以雄踞的效能,便嗒然失色。“文格渐卑庸福近”,这个道理,我等明白而不屑,到了他那里,却成了济世救人的千金药方。

母亲,家婆,犬子,都是小人物,以生存与生活为本,所以,他们的意愿虽与写作者的操守相距甚远,也殊可悯。关键的是,他们的观念,是社会情态和价值取向的折射,便殊可悲。

我心苍凉,愤然曰:文章虽不是大道,但也是人走的,一如瘠薄的土地,也是能长庄稼的,勖勉所得,足可以给你等养老、温饱与依靠。

既见内心,也省时世,写作者就应该进入一种从容与豁达的清明之境。

首先,要勇于面对。

文章之道,就是小径,“自古圣贤皆寂寞”,历来如此。

但是,大道入街衢,淹没在红尘之中;小径则通幽,通到“虽艰深孤寂却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看到“人性深处之光”,因而能够享受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和“在写作中思维上天入地的自由,用语言缔造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秘乐趣。”所以,幽者,乃接近真理的路径,一如基督教所言的“窄门”。窄门过后,才是真正的生命乐土,在那里,褪去凡胎,灵魂登场,神游八极,向死而生。

其二,索性就把文章之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在其中。

鲁迅研究家张梦阳先生说,文章之道是幸福的,因为它是:“精神避风港”、“心理平衡器”、“价值体现处”、“生命归宿地”。换言之,文章之道可以简化生活,淡化物欲,净化心灵,纯化人事,清化环境,强化身体,优化目标。张梦阳先生的“六化”之说,承袭于鲁迅精神,字简义繁,可为圭臬。

其三,一心向义,潜心为文,盗得天光,自照照人。

眼下的时世,最本质的特征,是两个字:物化;与物化相对的还是两个字:消费。人一被物化,一被消费,人就异化,人性就趋恶,世情就浇薄,人心无安妥。这一点,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里有深刻的阐释,卡夫卡的《变形记》有形象地再现,都是触目惊心的。

李国文先生特别欣赏《国语・鲁语下》中的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他所击赏,是可作为文人不能太安逸的依据,或者说,文人被时世挤压,反而是大幸。我之所说,民之不材,正是物化的结果―――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比竞消费,何堪向义?何堪精神?人性被湮灭,灵魂被放逐,乃自然之象也。

所以,写作者的幽光独照,不仅照亮了自己,一如云隙中必有天光乍泄一样,也是可以照亮世道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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