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国文献学概要》写导读
民国时期就活跃在史坛上的著名史学家郑鹤声先生（1901－1989）是我的叔父，2001年是他诞生百年。2000年，他任教过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一些学
“蓬莱阁丛书”的要旨是重印“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当时已重印26种，均是清末民初的一批大师的文史名著，史学有陈寅恪、胡适、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王国维、张元济、蒋廷黻、张荫麟、陈垣等人的著作。
《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重印。1983年11月，又由上海书店据商务1933年版重印。我保存的，即是叔父1983年赠我的上海书店重印本，竖排、繁体字。2000年我重读后认为“这是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对中国文献学的世界价值、地位重新审视的创新之作”。我征得叔父学问传人，我的堂弟、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研究员郑一钧同意，由我写这篇导读。我对这部名著的理论框架、精要所在作了分析，提出：这部名著是“在中国现代第一次使用‘文献学’的名称来概括一门学问”；第一次总结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初步奠定了研究体系；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订、申明中国文献学的世界地位与价值；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作用作了系统总结。原书无标点，经我和责任编辑标点后改为简体字、横排本重印。
编完该书，我非常钦佩叔父、父亲，他们既有国学根底，又有西学素养，在青年时期，即能在一门学科创建上发凡起例。
从南高开始笔耕生涯
我们祖上是农家，曾祖是贫农，清末参加了太平军在浙江作战。兵败后生活无着，到浙江诸暨为一地主作长工。祖父仍务农，粗通文墨。祖母生子三人：长子即我父郑鹤春，二叔郑鹤和，小叔郑鹤声。
叔父小学、中学时即阅读了家中购置的《史记》、《资治通鉴》、“四书”“五经”，有国学根底。后来他能成为著名学者，一是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二是在中学、大学均有名师指点（柳诒徵、竺可桢是他大学时的老师，他们后来都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他治学坚持不懈，并在青年时期即受到学术界、出版界前辈如何炳松的重视、扶植。
1920年，叔父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1922年该校又与东南大学合并（今南京大学），1925年毕业。柳先生（1879－1956）是国学大师，当时教授中国史、亚洲各国史。竺先生（1890－1974）是著名科学家，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时教授气象、地质、地理学。叔父上大学时，校学术空气浓厚，海内外学者纷至讲学，以杜威、梁启超最为有名。又取美国大学文理皆通之意，史地部还要兼学数学、物理。叔父同学严济慈、赵宗尧，后来都是著名科学家，柳先生教学中国史，不编讲义与提纲，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然后指定原始史籍等若干参考书，让学生阅读、钻研。他要求学生读懂古史，搜集相关资料，发现问题，深入研究，写出心得，由他仔细点评，择优推荐到《史地学报》或《学衡》上发表。柳先生1923年间写成《中国文化史》征引古籍六百多种，每下一义，必引繁富的资料，道破中国文化的底蕴。他创办《学衡》杂志，以“融化新知，昌明国粹”为宗旨，这些均给学生以深远影响。柳先生传授的“读通古籍，善提问题，深入研究，作出成果”的治学方法，以及严谨、笃实、善于思考的学风，让叔父终生受益。叔父在大学阶段，即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毕业论文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写成十数万言的专著。柳先生读后，非常赞赏，在论文封面上批了“一时无两”四字，并推荐到《学衡》上连载，后来柳先生又题词“郑生鹤声，尤好深思，枕舴典籍，力探变奥……”把这部“钻研古书，运以新法”的论著送上海中华书局出书。叔父与竺可桢老师的师生之谊也保持终生。
叔父大学毕业前，即1924年23岁时即在上海中华书局出书，又深得柳先生赞许，可见成名甚早。1926年他在云南讲授《中国史学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出版这套讲义（26册），为年仅27岁的青年学者出丛书，并命名为“郑氏史学丛书”，这也是空前的学术盛事。1929年他在商务出版了《班固年谱》，同年商务又排印了他著的《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可惜均毁于上海战火。从1930年至1936年，商务陆续出版了叔父著的《袁枢年谱》、《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合著）、《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四库全书简说》、《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
由于叔父治史上国学根底牢实，又引入搜集、整理、归纳、分析、责疑、辩伪、综合等现代科学方法和新学科（文献学、年代学、考古学、地理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治学成果迭出。八年间在商务出书13种，35岁时已成为享誉国内的著名史学家。至今海内外老一辈华人史学家、著作家多对他有深刻印象。但由于叔父治史长达68年，不断有新的追求，治学面又极宽，有的学者往往只对他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成就有所了解，所以评述他时也会产生一些误读。
学界的某些误读
1949年后叔父仍常把他的论著寄至上海家中，让我父亲阅读，我也翻看一些，似懂非懂，但印象深刻。我1958年因受叔父治史成就影响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写信告诉叔父，他很高兴，让我有空去看望他。入学之初，我曾自豪地向个别同学、老师说，我的叔父郑鹤声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老教授，但有的老师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说老一辈学人“把史料当成史学”，说我叔父居然去考证洪秀全长没长胡子（指叔父1951年发表在《文史哲》创刊号上的文章《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其实这篇文章是他应南京博物院筹备太平天国革命纪念展，要画洪秀全像而约写的）。当时一些中青年教师正在闹“史学革命”，要破王朝体系，要拔白旗、插红旗，师大的许多老教授被赶下讲台，我对叔父的钦佩，受到讥评，也是自然的事了。
叔父一生治史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研究。不管别人如何评说，他坚持不要怕当“史料派”。他认为，要研究某一个历史问题，或从事某项学术研究，要尽可能多地占有与之相关的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要尊重史料的本来面目，切忌从个人需要出发，片面摘引；要会鉴别史料。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论史才能论据充足，有说服力；既能追根溯源，又能发现问题。他并不认为“史料即是史学”，而是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他为了研究清史、中国近代史，从1932年开始广搜史料，足迹遍及南京、北京、天津、武昌、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扬州等地旧书店，广搜晚清、民初的原始文献、公报杂志，搜罗到不少海内外孤本。比如《清史稿》的部分手稿，邓廷桢家散出的与林则徐办理鸦片事宜的文件，清季以来《政府官报》、《政府公报》以及全套《东方杂志》等。1949年后中国史学会要出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特请他参加《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料编辑，编入了他提供的珍贵史料。数十年来，历经战乱，叔父藏书仍有4万多册，堆满了书房、卧室、走廊，甚至卫生间。他善于广搜史料，又勤于研究著述，一生著述多达160余种，2000多万字。还就孔子、郑和、清史研究，14至17世纪中外关系史研究整理多种史料。如他从1935年起，费时十余年，带领同事编成《东华录类编》1600万字。1949年后，他将这部文稿送给出版总署，争取出版，谁知竟无下文，文稿也不知去向。已出版的一些史料汇编，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
“文革”初期，叔父以“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被斥为“东南学派领袖”，不仅靠边站，一度还被罚去扫街（时已年届65岁）。
改革开放后，叔父恢复任教、科研活动，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一些旧作也不断重印。人们对他的误读也日益减少。海外一些华人史学家对他一直评价很高，但评述时仍有不全面处。如2007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史学家王尔敏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书中三处写到郑鹤声，把他列入南高学派，这从师承关系上看是正确的；但王先生认为郑先生只是“史学史名家”、“年代学权威”、“史表年表名家”，这是不全面的。可能是王先生在海外，了解的多是叔父1936年以前的成果。2008年3月，也是这家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中医、学者陈存仁（1908－1990）的旧著《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可孛罗来华》，书中也提到叔父的旧著《郑和遗事汇编》，评价此书“搜罗资料广博，民国三十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内容丰富，不可多得”。但陈先生久居海外，似未读到叔父1949年以后所著，特别是1980年、1983年、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三卷本巨著《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其内容丰富、考订详尽已大大超过前书。这些是海外学者既了解郑鹤声，但又不全面了解的例证。
治史领域广泛，三方面成就卓著
叔父在80岁时曾写过一篇长篇自传，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自己在16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涉及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中国历史教学问题、中华民族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中外关系及中西交通史、历史人物评价、中西日历、书评、史料学。郑一钧在1991年写了他父亲的传，收入《著名社会科学家传・山东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其父治学成就最突出的是“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通史”。
叔父从1924年开始发表研究成果到1989年去世，治史长达65年。他1925年在昆明高等师范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1929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同时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任国立编译馆编译、人文组主任，1946年任国史馆纂修兼史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51年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
叔父的重要代表作有1929年至1930年间著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近世史》，此书明确提出新航路发现以后，明朝正德年间欧洲人东来为近代史开端，近代史主要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西洋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是开创性史著，被顾颉刚评价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两大流派之一。1943年他所著《中华民国建国史》又开创了中国现代史这一研究领域。他所著年谱中以《司马迁年谱》影响最大，内地、香港、台湾均多次重印。《中国史部目录学》（1930年版）、《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版）均是开创性著作，多次重印。而《中国史部目录学》到20世纪90年代仍是这方面唯一的专著。
叔父还是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的开拓者之一，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有特殊贡献。如1935年他在查阅明嘉靖年间钱谷所编《吴都文粹续集》时，发现了郑和自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一文，其所记郑和出使年岁、次数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本传所记大有歧异。他认为郑和自述当为第一手史料，据此纠正了诸书所记郑和下西洋往返年岁、次数的脱漏与谬误，一时被史学界视为重大收获。从此他开始广泛搜集郑和研究史料，多次实地考察，1936年春，又在南京静海寺发现郑和下西洋残碑。经过十余年在江苏、福建、云南实地查考与史料搜集，在1945年出版了《郑和》，1947年出版了《郑和遗事汇编》，被史学界评为超越前人的重要成果。而20世纪80年代与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卷，更是这方面的巨著。郑一钧在他指导下，已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郑和下西洋及海洋问题的著名专家。
叔父对我从事编辑与研究工作的帮助
我1962年大学毕业后，本想去当历史老师，却未能如愿。从1962年至1976年我与叔父联系较少，只是逢年过节，问个平安。
1977年11月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做历史读物编辑，又与叔父通信，就史学研究与编辑工作向他请教。如1978年3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读史札记《八里桥究竟在哪里？》，我把这篇短文寄给叔父，请他指正。同年5月22日叔父让一钧给我回信予以肯定，同时指出文中所引史料遗漏了《大清一统志》卷七顺天府四永通桥一条年代较早的一手资料。此年叔父已是77岁高龄，他的答复显示出学术功底之深厚。后来我编出的一些历史读物，写的王充、张衡传记等也曾寄送叔父，请他指正。他送我他的代表性著作多种，别人送他的史学新著如《历史科学概论》，他认为对我有用，也题字转送给我。
我多次去济南，住在叔父家中，享受亲情。叔父、婶婶不顾年事已高，坚持要陪我去大明湖等地游玩。我住在叔父家中，看陈设简朴，四壁皆书。看到叔父经年累月，伏案写作，突然在脑海中浮现出在田中耕耘的老农的形象。叔父始终在“农田”中耕作，但耕耘的是书山与史学。他看到我37岁才返回史学编辑园地，对我多有鼓励与期待，让我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