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研究苏轼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苏洵、苏辙的相对较少，曾先生的特点是对三苏父子都作过全面研究，这与您是四川人有关吧？
曾枣庄：没有太大关系，倒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有直接关
读书报：苏轼被称为通才、全才，苏洵、苏辙似乎没有苏轼全面，三苏的历史贡献有何区别？
曾枣庄：在一定意义上讲，三苏都是通才、全才，只是苏轼的成就更大，影响更深而已。苏洵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因此，他虽著有《权书》、《衡论》等政治、军事著作，被誉为“王佐才”，但根本未能成为“王佐”，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只能算政论家。苏轼兄弟是少年得志，一生坎坷。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同科进士及第，已名动京师。苏轼官至礼部尚书，苏辙更官至门下侍郎（副相）。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地方政绩显著。苏辙仅元?末由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今河南临汝)，但为时甚短。其前只作过半年的绩溪(今属安徽)县令，又在生病。因此，他的地方政绩几无可言。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年间，他由小小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地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说：“元?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之政虽有些过分美化，但对苏辙在元?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也只在元?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苏轼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政治家。
读书报：我们知道三苏与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当时宋明理学正处于形成期，不知他们是否有过往？彼此的理论是否有交锋？
曾枣庄：三苏不仅是宋代著名的政论家、政治家，而且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北宋理学的真正对立面。以人情说解释六经可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传统的儒家观点总是以礼抑情，以义抑利。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苏洵在《上皇帝书》中说：“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他认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不承认这种人之常情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加以引导，使之不越轨。这可说是苏洵《六经论》的中心思想。苏洵《辨奸论》不点明地批评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之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三苏都是融儒、释、道为一体大杂家，苏辙思想尤杂，他晚年著《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公开反对以周、孔之言定佛、老之非，认为“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那么要怎样才算“得其要”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为是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
读书报：历史上父子、兄弟名世者很多，但一门三父子就占了宋文六大家中的一半，连十八岁死去的苏洵幼女都很有文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是怎样形成的？
曾枣庄：原因很复杂，这与自古以来四川文化较发达有关，在元代以前，四川文化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汉赋四大家除贾谊外，其余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蜀人。唐代诗风的创立者陈子昂是四川人；李白虽未必都生于四川，但至少青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杜甫虽非四川人，但他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九百多首即三分之二是在流寓四川的八年中写的。无论婉约词（《花间集》）还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都产生于四川。宋代刻书业很发达，眉州就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这些只是出现三苏的大环境，至于三苏出现的具体原因，一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二是靠妻子的支持。
现在很多人喜欢以家学渊源、师学渊源自炫，但家学、师学远没有自学重要。苏轼兄弟少年时代是以母为师，在苏洵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们亲授以书，成了他们的家庭教师。她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兄弟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在苏轼十岁以后，则是以父为师。苏洵经常以他在游学中的一些感受教育苏轼，他非常推崇颜醇之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轼兄弟一生是牢记这一“先君之遗训”的。苏洵经常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回忆说：“自少闻先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如果说苏轼兄弟有家学、师学渊源，这就是以母为师，以父为师，那么苏洵却没有什么家学、师学渊源，而是自学成才。眉山苏氏在苏味道以后，三苏以前，没有出过什么名人。苏洵的父亲叫苏序，为人平易，轻财好施，“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曾巩《苏序墓志铭》）。苏洵也少不喜学，而喜游山玩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指苏洵。老泉本是苏轼晚年之号，而从南宋开始，就误老泉为苏洵之号，《三字经》的作者亦沿此误。一般人在二十七岁还没有读多少书，就不会在学业上追求了，但苏洵不同。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载：“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我欲言之久矣”，表明程夫人早就希望苏洵能发愤苦读；但学习必须靠自觉立志，如果因父母、妻子要求自己读书而勉强应付，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取得成绩的。现在苏洵既然自觉地立志苦读，程氏于是“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司马光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程夫人，三苏父子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就的。
苏辙与妻史氏白头偕老，史氏比苏辙还晚卒五年。其《寄内》诗云：“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昏晨定省岁月短，五十还朝定何益。忧深责重乐无几，失足一坠南海北。身居?中不见天，仰面虚空闻下石。丈夫学道等忧患，妇人亦尔何从得？”史氏一生随苏辙升沉浮降，时谪筠州，时谪岭南，“忧深责重乐无几”。
苏轼之妻皆姓王，均早卒。前妻王弗，眉州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有文化，苏轼读书，她就陪着“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往往能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他书，她也“略皆知之”。她是一位聪明而又沉静的女子，对苏轼的关心和体贴更是无微不至。苏轼初仕凤翔时，她经常以苏洵的话告诫苏轼：“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她经常劝苏轼不要同那些脚踏两只船，完全根据苏轼的意思说话的人交往。对那些急于同苏轼亲近的人，她常说恐不能久，与人交往快的人往往抛弃朋友也很快。她这些话是常常得到印证的。可惜这样一位贤内助，同苏轼结婚才十一年，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苏轼对王氏之死是很悲痛的，十年后他还写了一首著名的真挚感人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来悼念王弗。
继室王闰之是青神王介之女，是王弗的堂妹。闰之也十分贤惠，她对其堂姐王弗所生的苏迈和自己所生的苏迨、苏过完全一样慈爱，“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苏轼对她的死也是很悲痛的，他本想很快辞官，同她一起回归故乡，没料到年仅四十六岁就突然病逝了。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说：“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稍待)，弃我而先。……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侍妾朝云也姓王，她比王弗、王闰之还有名。她原是钱塘歌女，苏轼为杭州通判时跟随苏轼，苏轼贬官黄州时纳为妾，生有一子，苏轼《洗儿》诗即为此子而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寥寥四句，充满了作者的满腔悲愤，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黑暗，骂得极其痛快!可惜此子年仅一岁就夭折了。朝云是苏轼的知己，很能把握苏轼特点。苏轼本来“家有数妾”，贬官岭南时，“相继辞去”，只有朝云随他来到惠州贬所。朝云不能适应岭南水土，到惠州后经常生病，平时不是念佛就是熬药。苏轼《蝶恋花》词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句，朝云很喜欢这两句词，“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亟，犹不释口”。朝云不久病故，年仅三十四岁，苏轼为作《朝云墓志铭》，从中可准确了解到朝云的姓氏、籍贯、生卒年，跟随苏轼的时间、品格和信仰。苏轼在惠州的遣迹未必皆可信，只有惠州西湖的朝云墓是绝对可信的，千百年来惠州人民奉朝云如神灵，每年清明都要祭拜她。苏洵之妻程氏，苏轼之妻王弗、王闰之、侍妾朝云，苏辙之妻史氏，均说明“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附：曾枣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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