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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学科:亟需从“编者”时代跨入“著者”时代

2010-05-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读书报:近20多年,儿童文学学科的概论教材多采用一两人主编、集体撰写的形式,而你选择了个人独立著述的形式,这是一种很有难度的写作。你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个人独立著述的方式?

朱自强:这本书虽然完全拥

有教材的功能,比如,它是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的“概论”,比如设置了“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列出了“拓展学习书目”等,但是,我同时也是将其作为学术著作来写作的。以为教材就是非学术原创的编著,这是一种对大学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错误认识。以一般文学研究为例,雷・韦勒克、奥・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既是西方文艺学的具有权威性的杰出著作,也被中外许多大学采用作文科教材;若以儿童文学研究为例,加拿大的佩里・诺德曼所著《儿童文学的乐趣》也兼具教材和原创性学术著作这两种性质。

我不是将自己与名家比附,而只是想说,编写大学的文学教材,应该将原创性、学术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如果编写的教材都不具有学术性和原创性,所谓创新教育终究不过是一句空话。

原创的、学术性的教材,当然也可以产生自一两人主编、多人撰写这种编著形式,不过,我认为,如果著作者是当行专家,个人撰写的教材可能更有利于进行贯通全著作的体系性建构,给教材一个统摄性灵魂,有利于将具有整体性的价值观和学术、知识体系落实到每一章节,以至于渗透到字里行间,使之形成有机的呼应,使教材成为一个生气贯通的生命整体。

自1982年蒋风先生出版个人撰写的《儿童文学概论》以来,难见个人撰写的儿童文学概论著作出版。而具有原创性的个人撰写的概论式著作,对于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对学科的历史尚浅、基础较弱的儿童文学而言,迫切需要从“编者”时代,跨入“著者”时代。

读书报:你不仅搜罗、列举、铺陈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还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辨析,或“拨乱反正”,或整合提升,发表自己的“思考者的言说”。这是否是你自觉的要求?

朱自强:如果你所谓“思考者的言说”,是指那些属于我个人的、具有新见解的观点、主张,它的确是我奋力追求的目标。在我迄今为止从事的儿童文学理论、史论、评论的工作中,把“自我”放进去,说自己的话,是我最在意的。写这本概论,也是如此。

检验传承性无处不在的人文学科的创新程度,没有办法用百分比来标示,我只能说,在这本《儿童文学概论》中,仅从大的方面讲,作为统摄全书的儿童文学观是我的,论述的理论框架和论述的方式是我的,那个儿童文学文体分类的整体系统,是在局部性地参考、借鉴国外的一些著作的基础上,我个人构想出来的(我认为,对于勾勒儿童文学独有的谱系和面貌,这个文体分类法有着十分有效的功能,它摆脱了以往儿童文学的文体分类沿用成人文学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一模式)。

读书报:独立写作这样一本学科基础建设性质的理论著作,要推陈出新极需“功力”。立足于你20多年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经验而写成的这本著作,体现出鲜明的厚重感:丰厚的阅读积累、深厚的专业学养、雄厚的理性思辨以及宽厚的学术胸襟。你提到你进行儿童文学研究的支撑点之一是对经典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为何将“经典意识”作为本书立论的一个出发点?

朱自强:首先我要感谢你的称赞。我之所以重视“经典意识”,将经典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支撑点,是因为,“任何一种特定事物的定义也就是那一类中的好事物的定义”(科林伍德:《艺术原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一些儿童文学概论、教程中,如果作者对儿童文学的论述令读者感到枯燥或者打不起精神,往往是因为他依据的是二流、三流作品。

面对公认的经典作品,最需要的是研究者本人的发现和诠释。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的框架及其内涵,是儿童文学经典和研究者的理性思辨所共同建构的。这一建构过程,研究者与经典,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融合关系。没有客观依据,不能眼见为实;没有主观言说,不能建立儿童文学的理念。正是因此,儿童文学研究有丰富的可能。

另外,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中,还应该具有经典意识下的典型意识。比如,论述“儿童情趣”,同是经典作家,前苏联的尼・诺索夫就比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具有典型性;探讨儿童文学的朴素性,日本的新美南吉显然比小川未明具有典型性;说到科学文艺,与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种子的信仰》相比,高士奇的《我们的土壤妈妈》则不是典型。

读书报:你这本书一直“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国际视野”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在于?

朱自强:儿童文学是西方进入“现代”之后才产生的新文学。儿童文学发端于英国,繁荣于欧美,因此,儿童文学概论型著作必须立足于一个广阔的国际性视野,如此才能抵达这一事物的本源。自1987年以来,我曾多次去日本从事儿童文学研究。通过日本这个西方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的翻译大国的窗口,我努力对西方进行了广泛了解。西方这一维度,深刻影响了我的这本概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读书报:你在“本质论”中提出“儿童文学=儿童×成人×文学”这一公式,见出你特别强调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之于儿童文学的作用,这种对“成人”因素的考虑、考量,与你坚定主张的“儿童本位”论是否存在矛盾?

朱自强: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敏锐。我是“儿童本位”论者。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者批评儿童本位论有局限,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成人和社会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即使是他们具体批评的周作人,主张的也是“顺应自然,助长发达”这样的儿童本位论。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为的是真正“助长”儿童的“发达”。我以为,恰恰是我所主张的儿童本位理论,更好地解决了成人与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对话关系,真正重视了成人的作用。另外,有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将儿童本位单纯解释成成人为儿童服务这种单向关系,这就使复杂而有高度的“儿童本位”论被简单化、矮小化了。我所阐释的儿童本位论,成人与儿童是双向的相互赠予关系,成人一方面需要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尤其是人生智慧去帮助儿童实现成长,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儿童文化里汲取珍贵的思想资源,使自己继续成长。

针对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教育领域的现状,我在近期出版的《经典这样告诉我们》一书的“后记”中说道:“对于中国来说,非采取儿童本位的立场,不能解决儿童文学、儿童教育、语文教育里存在的大问题。然而令人遗憾是,在这些领域,‘儿童本位’立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在中国,需要继续‘发现’儿童。……在中国,需要继续倡导‘儿童本位’的思想,以救治‘强制’、‘灌输’、膜拜书本知识、独尊成人经验这些教育弊病。”

读书报:你认为“儿童文学是有高度的学科,儿童文学研究是有特殊难度的学问”。可是目前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在很多高校的“文学”这一大学科中被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儿科”,远未得到应有的对待。你认为应该如何提升儿童文学这一学科的地位?这个学科的前景又会如何?

朱自强:对待“儿童”的态度如何,是检验一个社会进步水平的试金石。从对待“儿童”的态度这一观测点来看,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的思想界、文学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退化状况。我们再也看不到周作人、鲁迅、叶圣陶、冰心、郑振铎、赵景深、丰子恺这种量级的作家、学者来关怀“童年”、建设儿童文学了。

当然,另一方面,儿童文学学术界更要反思。我们是否对“童年”,对儿童文学学科,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如果我们自己面对儿童文学,不是高山仰止,而是如履平地,怎能拿出与儿童文学所蕴含的深意相符合的成果,怎能引来别人对儿童文学的重视?我说这话,也是扪心自问。

我以为,要提升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固然需要争取获得其独立的二级学科的地位,不过就儿童文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来说,需要走通两条路:一是提升儿童文学研究(包括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学术水平,二是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应用功能,即融入幼儿教育、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使儿童文学成为这两个学科的题中之义。后一条路走得好,将十分有效地提升儿童文学的社会地位。

只要儿童对我们人类社会是重要的,儿童文学事业也一定是重要的。在这个逻辑基石之上,我们理应对儿童文学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

朱自强: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领域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化、语文教育研究。已出版《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概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日本儿童文学论》等学术著作;与人合著《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中国儿童阅读6人谈》等著作。

《儿童文学概论》,朱自强/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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