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演戏、主持和收藏哪个重要？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当然是收藏最重要。我已很多年不接主持的活儿，除非是收藏节目―――需要说明的是，我办收藏节目也是极偶然的。“接活儿”
2001年秋，江苏卫视一个新开办的收藏栏目请我去主持。当时，恰好该省某市有场拍卖，我是奔着其中一个乾隆紫檀炕桌去的。电视台派人弄车帮我张罗，让我特别过意不去。最后台长还亲自跟我聊这事，我就答应了。最后那张桌子没拿到，却收了一个电视栏目。当时我特想提出这栏目最好搬到北京来做，那边好东西太少，不过瘾。
事实也是如此，经常地，节目组如获至宝地叫我去，我一看，不过如此。
记得有一次，我还和这家卫视请来的一位专家拍了桌子，因为那人的鉴定有误，且这“有误”的原因似乎不在“眼”，而在心！
一年多后恰逢“非典”，节目停了。
后来，当北京台找到我，透露他们要办此类节目的时候，我们一拍即合。
这个栏目是北京卫视2007年投入挺大的一个节目，名为《天下收藏》。和所有收藏栏目一样，它请了专家、观众、持宝人三方辨宝、辩宝、估宝。不同的是，节目中多了一项砸“宝”。
关于这个环节，我更愿意解释为“护宝”。“真”是“宝”的前提，不去伪焉能存真？
一般情况是这样，经过现场三位专家鉴定后，主持人故作闲庭信步地转悠几圈，追问几句：“后悔吗？退出还来得及。”
在签了“生死文书”(就像过去比武一样，签了文书，就生死由命，再不能找后账了)的持宝人咬牙点头后，主持人突然出其不意地砸了其中的赝品，让节目现场“嘘”声四起。
作为该节目的总策划，我对设置这个环节的创意颇为自得。我认为，栏目的原则，也就是收藏的原则，去伪存真是第一步，是最要紧的。
节目只播了两期，我再去古玩城，已经有店主戏言道：“王老师，带了瓜棱大锤了吗？”
对于不能砸的字画等物，我也有招儿：用朱砂笔在上面画钩，就像阎王爷在生死簿上画钩勾人命似的，达到另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
要问我为什么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赝品，简言之，就是恨啊！恨那些造假、贩假者，同情进而警醒那些上当受骗的藏友们。这么做，实在有些现实关怀在里面。我在这行里待久了，耳闻目睹太多太多穷其一生积蓄，买到的全是赝品的辛酸故事。这就让我下决心，在节目中淡化人们最关心的价格因素，而是突出对瞎活(假货)的鉴别与打击。
《天下收藏》除了请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的专家，还特别找了拍卖公司的老总(如甘学军先生)和国际知名的艺术品经纪人(如翟健民先生)及民间的大收藏家，让这些处于收藏行当第一线的人来辨伪估价。说起来，体制内专家，他们更多负责对文物的考古研究、断代，让这些专家兼职鉴定、估价是很可笑的事，反而降低了他们的作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法学家们研究法学可以，但是断案子，还得法官和律师们一起来。
节目办了一年后，《天下收藏》的收视率已经很高了，比2007年刚办的那年收视率提高了将近一倍，有人觉得这就可以了。我说不行，说不好听的话：为了改也得改，每年一定要有新气象。
2007年的模式是最后砸。后来我发现：统计收视率的时候，不仅有一个总的收视率，还有一个分分钟的收视率，一分钟一分钟地统计。好多人就等最后“砸”那一下，而中间的过程就撂下了。有朋友告诉我，在我砸那一下的时候，连做饭的主妇们都撇下饭锅回来看，看到底砸了没。更有甚者，有的观众夫妻俩在家里还赌，看哪个对，哪个不对。总而言之，这个环节是最受关注的，也是争议最多的，就是看王刚砸没砸，看持宝人有何反应……让观众惦记着这个，这是最大的兴奋点。而这个兴奋点过于集中，又造成了收视率的不均匀。
我说这不行，得想辙。那一日在京广大厦，我跟撰稿人卞亦文喝着咖啡想。骤然间，我猛地一拍大腿，几乎嚷出声来：有啦！把这个砸，一分为三，一把一利索！我让你离不开，别都等攒到最后。
记者采访我，谈及《天下收藏》，大多由这一“砸”问起。我就说道，不同意砸的，我特理解。“挺好一个东西，什么真的假的，假的怎么了？也是一个很好的花瓶啊，怎么给砸了，在家里插花也不错啊。”―――这就是没有收藏经历的人的过于天真善良所致，凡是有收藏经历的人都打过眼，打过眼的就对赝品恨得要命。
一件事不怕引起争论，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争论是好事。
不过，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要不砸，这个收视率肯定要降的，因此就必须有这么一个悬念。要触目惊心，惊的是什么心？有一期节目我说：在《一件小事》里面，鲁迅先生说：榨出你皮袍下面的“小”来。这个“惊”，就是要惊出你内心的“贪”字来，你不贪，不想着得横财，绝上不了当。
其实我也不例外。打过眼的，吃过药的，全是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便宜”！“故宫里就一个，我手里也有啦！哈哈！”你在窃喜，人家更是偷偷笑得肝儿颤。就如《水浒》上说的：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还有“井落在吊桶里”呢。
举目一看，绝大多数情况是“井落在吊桶里”。这话怎讲？
这就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残酷的真相：《天下收藏》曾分别在北京、沈阳、兰州办过三期特别节目，义务为广大收藏爱好者鉴宝。赝品率竟然不谋而合，皆为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上下不差一个百分点，令人心寒哪！
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有几期我真是“赶尽杀绝”，每件都砸啊。
报名参加栏目的民间藏家，多到根本推不开门。报名多是好事，但是麻烦事也多：100个人手里面的东西，能拿出一件真的，又能上得了台面的，少之又少。总不能期期每件都砸，太没有希望了。那怎么办？比如说你认识某个藏家，有真货，便上门求助：“您去一趟行不行？”
藏家一般回绝：“我不整那个。”
编导没办法，就得坠着他：“帮帮忙了，要不然实在太惨了，给做一榜样。”
“……行。”
做这个节目，主持人要担很大的干系，外行做还真有风险。因为三个藏宝人，座位便分作一、二、三号，但也可能上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成了二、一、三号，或者三、二、一号了。你若也分不清楚青花、粉彩、斗彩、五彩的，一不留神，把真的给人砸了就惨啦。
这类悬事儿不是没出过。有一期，轮到马上要“宣判”第二件藏品时，我照例先抄起金槌，在一件五彩瓷瓶上来回晃悠着，惊得本主儿紧着拿手护着他的宝贝。而我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我心中有数，他那东西，一冒头儿就看出来了：开门儿真！
晃悠了好一阵子，该宣布专家鉴定结果了，我往鉴定书上一搭眼，傻了！最后一行字，分明写着：现代工艺品！按说该砸呀，可我明明看真哪！砸喽？万一是真的，得赔人家二十多万呢！破财事小，“失节”事大！全国那么多观众，藏龙卧虎啊，这要传出去，甭多了，就一句：哈哈，王刚砸错喽，赔人家好几十万哪，专家和我脸往哪儿搁呀！
心里一通儿乱，脸上倒没显出来，嘴巴也没闲着，边叨咕有关五彩的话题，边往专家席那儿蹭，顺手把鉴定书放到专家的眼前。从专家们惊愕的神情，我断定是出岔子啦！果然，后台一个负责传递鉴定书的，脸儿都白了，忙不迭地递上另一张纸。原来那张是鉴定第三件藏品的，递早了。而新的一张的鉴定结论果然是“真品”！多悬哪！后怕呀！
《天下收藏》第一期节目正式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我在第一时间接到了同道藏友、著名编剧邹静之的电话：“悬念设计得很好，像一出情节跌宕起伏的剧作，让人想起了希区柯克。”
我就是要用“砸毁赝品”这一极端的表现方式，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一种心灵上的震撼―――赝品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砸”上面，那就会失去节目中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比如，节目每一期的选题―――究竟上什么内容，其实背后凝结了整个策划制作团队太多的心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做节目，不光把眼睛盯在“宝贝”上，我们还注重对宝贝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知识的介绍。通过对这种背景知识的逐渐掌握，个人的审美层次才慢慢会出现质的飞跃。
比如说，说到成化斗彩，就让人想起那个历经磨难、喜欢一个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女人的结巴皇帝来；说到宣德炉，就想起这个皇帝还喜欢斗蛐蛐，于是有了宣德促织罐；拿雍正年间的官窑瓷器跟他儿子的年代的官窑比起来，就能明显地比较出后者繁复、缛丽有余而精巧、灵雅远逊。一言以蔽之，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皇帝个人的审美情趣，能起到同时代最大的放大效应。
举个例子，2009年一期《天下收藏》，亮相的是“崇祯青花”。更确切说，应该是明代崇祯时期的民窑青花瓷器。在收藏界，最终将崇祯青花确立为一个收藏体系，形成一个概念，只有短短五十多年的历史。
明代自从万历以后直到崇祯，是一个王朝的末世，内忧外患。尽管崇祯皇帝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亡国之君中最勤奋的，史书上说他“宵衣旰食”啊，可仍然无力回天。崇祯在位时，曾颁布了一道诏书，命景德镇所有官窑全部停止烧造瓷器，因为当时已经没有闲心顾及艺术品了。但是，原来烧造官窑的那些工匠们也得吃饭，也得生活呀，于是乎，弃“官”而投“民”。
于是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处于王朝末世的崇祯年制的民窑瓷器这么漂亮，透射出一种努力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挣扎与呐喊。
说到这块儿，我想起了出演过的一部戏，叫《江山风雨情》，我饰演的是崇祯皇帝的内廷总管王承恩。这个人是明朝最后一个权阉，最后一个有权有势、同时也是忠心耿耿的头号宦官，最后他陪崇祯皇帝死在了煤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公园。
你看，当你了解了那段历史，再来重新面对一件崇祯青花瓷器时，感觉肯定就会不一样了。透过这样的演艺经历，我的收藏生活就显得有血有肉，满含情感了。这样的精神乐趣，我想不是每个搞收藏的人都能享受到的。
经常地，我的收藏与演艺生涯是交叉的。在宣传电视剧《玉碎》时，我在去天津的车上，还在遥控指挥藏友在日本大阪的一次拍卖会上的叫价。当时正在拍一件元代剔黑荷塘鸳鸯纹盘(我曾在大英博物馆见到过类似的一只)，因品相一般，不到300万日元就落了锤，那才是我心理价位的一半！那一刻，天津也到了，真个是：天津萝卜―――心儿里美呀！
这种情形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发生。说来也巧，拍卖分春秋两季；拍戏也多半在这两个时间段。这就难免撞架了。平时拍戏时我都关了手机，但如果那天有拍卖会，我若是急了，会在演戏时突然喊一嗓子：“停！”往往搞得周围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我就躲一边接电话，开始叫价。
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对儿乾隆柠檬黄地儿洋彩花卉碗，我在拍戏现场用手机竞拍。没几番，对手就剩一个。我充满信心势在必得，对手也毫不气馁步步进逼，两人轮番叫价，又叫了10多口时，我扛不住了，与我心仪已久的宝贝儿失之交臂了。嘿，人外有人啊，我只好长叹一声“既生瑜，何生亮”！然后踏实演戏。
一旁的导演告诉我，王老师你刚才喊那声“停”时，嗓子都“劈”了。
不过，时间一长，大家都习惯了。
还有人评价我说，王刚搞收藏，除了“痴”的一面，还有“愤”的一面。说具体点，就是任何人不能在收藏上跟我打马虎眼。
有一个以故宫运宝为题材的电视剧，男主角是文物专家，却掂着一件粉彩瓶子说是青花罐子，于是我就评价说：“这是拎着一只花袜子说‘这是谁的兰呢帽子’，太离谱了。”
孰料影视作品中可乐的事情还多着呢―――明代题材的电视剧里，往往大大咧咧地摆着清代家具和粉彩瓶子；唐宋戏里，则出现了对联；明清民国倒是有对联了，可一半以上又给弄反了，上下联颠倒了。
看到这些场面，就不能不生气。
还有一次，某个以古玩业为题材的电视剧为了宣传，号称借来的道具价值超1亿元，其中一件是3000万元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稍具古玩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把戏的荒谬。
而对于认真、较真儿、又识真的收藏者，我又尊重又敬佩，且愿意与其交流探讨，无论他地位高低、钱多钱少。有人老以为收藏一定是有钱人玩的，未必！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淘换，终于将一套六十本的老版连环画《三国演义》攒全了，那种欣喜，绝不亚于在国际大拍上一掷千金竞得一件元青花大罐。这叫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又是殊途同归―――花着自己的钱，为我们这个民族守望着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媒体称我是“收藏界最好的主持人，主持人里最好的收藏家”。我明白这话里有褒有贬；再有记者问我以为然否时，我便笑答；哈哈，然也，然也，精辟！准确！
把演艺跟收藏连在一起说，我肯定绕不过和?了。演了和?之后，我也有意收藏一些和此人有关的东西。我有两个和?的折子，其中一个贺乾隆喜得五世孙的贺折，还被我拿到电视上展示过。某次有拍卖公司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和?的大卷轴书法，拍前买断价15万元，简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当即表示：“乾隆的字才3万元，不要。”
结果，证明是我判断失误。在拍卖场上看到那幅字后顿足大悔―――这幅字品相极好，最后以60多万元的价格被一个企业家拿下。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只好自我安慰说：“他花那么多钱买一贪官的字，有毛病吧？”
在朋友们眼里，我是这种人：平时一双十几块钱的袜子会让我大呼心疼，可拍卖会一次喊价，能买1000打的袜子，却眼也不眨。老实说，我不太喜欢拿艺术品投机的人，自己也几乎是只进不出，顶多玩腻了，出手几件，再换回一件更好的、往往也是价钱更大的。先去伪存真，后去粗取精，这也是收藏的一般规律。
我体会，收藏很像爬山，爬到一定高度，你会发现坡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而且永无止境，永远到不了顶峰。其间不断碰到的尴尬就是，品位提高了，钱跟不上，财力总是跟不上眼力。好在前辈早就撂下话了：过眼即拥有啊，聊以自慰。
搁以前，痴迷收藏会被人说是玩物丧志，而今没这忌讳了。我甚至说过，玩物丧志是最高境界，只要你真进入一定状态，那就是先贤说的舞之蹈之，浑然无我的境界。功利心，佛教上说的“有为法”，荡然无存矣。
本文摘自《我本顽痴》，王刚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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