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普雷维尔
雅克・普雷维尔不自况“诗人”，实因其话语独特，在法国当代诗坛别立一帜。今有意大利“国际新弗洛伊德运动”发
去岁，巴黎市政府举办了《巴黎佳丽》展览，首次大规模呈现了雅克・普雷维尔丰富的诗歌创作和整个电影生涯。参观者潮水般涌来，在几座展厅驻足，细读普氏的诗稿、手迹和生活工作照，或静坐放映室里看《戏楼儿女》、《夜来访客》、《维罗纳情侣》、《雾岸》、《拂晓》等一部部影片，或沉浸在《落叶》、《芭芭拉》的歌声中，仿佛为一种清彻淡远的话语心旷神怡。
大厅里，普雷维尔为影片《戏楼儿女》写的对白在参观者的耳畔回荡。女主角嘉朗丝温情地对情人巴蒂斯特・德布罗说：“爱，是如此简单！”如此简单之话语，竟是那么触动听众心魄，宛如人鱼泣珠，美姝漱玉，晶莹剔透。普雷维尔就是这般纯任性灵，自然超逸，用清淡的话语，表达浓郁的情感。
确实，他的诗歌语淡情浓意深，反映了寻常人的心境。且看《公园》一诗：
“一千年一万年/也倾诉/不尽/那永恒的一瞬/你吻了我/我吻了你/沐浴冬日的晨曦/在巴黎蒙苏里公园/在巴黎/在地球/在地球这颗星辰里。”
没有华丽辞藻，亦无生僻典故，自然观物言情，清新秀隽，流溢出醉人的别样幽芳。再看《家庭生活经》的尾声：
“……/儿子被打死香火没法继续传/父亲和母亲去墓园/父母亲觉得这很自然/生活继续照旧打毛线打仗打生意算盘/打算盘打仗打毛线/打打打算算算/埋进墓地才算完。”
这里，诗人讥嘲法国平常人家的浑浑噩噩，遣辞精工自然，一洗经典诗坛寻章摘句的雕虫之习，特别含蕴着一种冷色幽默，似乎让人徒唤奈何，实则为对既立秩序的深刻暴露，对精神贫困的犀利批判。与上边《公园》里对幸福的温情相反，他在此表达的是凡人“心灵的反抗”，矛头虽指向世上驱民于战的豪强，但并不同于一帮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实际上，作为一个反权威、反教条的歌者，他只是描述巴黎的“晚宴”，揭下宾客们的“面具”，而自己绝对不愿、也不可能由一个为民请命的游吟诗人最终变成社会的主宰。或许，这正是普氏话语的“数脉”，恰为他脱离超现实主义“教父”安德烈・布勒东的缘由。
《话语集》发表于1945年，恰在普雷维尔为马塞尔・卡尔内导演的影片《戏楼儿女》写对白出名一年之后，是他最早的一部诗歌合辑，也是作者写幽默自由诗，大量求之于“同音异义”或“音节颠倒”、寓意、反衬等文学修辞格的创新典型之始，尔后传布甚广，在六角国几乎家喻户晓，故有着特别显著的意义。他的其它几部散文诗集，如《故事集》、《戏剧集》、《雨天与晴日》、《春天盛大舞会》和《碎语集》，以及由民众音乐家约瑟夫・科斯玛配曲的《五十首歌》等，都以近乎口语的通俗形式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咏唱庶民的悲欢，和对幸福的渴望。
“在那塞纳河，/我体验过，/体验过爱情/和苦难的折磨，/而这一切，/又在忘乡湮没。”
这是普雷维尔为尤里斯・伊文思的艺术纪录片《塞纳河畔》所配的诗文；作者以朴实的抒情格调叙述了“塞纳河与巴黎的邂逅”，在上世纪50年代末感动了中国观众。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知道，在“启蒙城”巴黎生活着一位像《通志堂集》作者纳兰性德一般格高韵远、不随人道黑白的法国诗人，而且他对中国及东方的长城怀有浓厚兴趣。
跟巴尔扎克和雨果一样，普雷维尔虽未曾踏上过中华大地，但却有一种“中国情结”，在《地方色彩》一诗中曰：“天堂鸟在爽朗地欢笑/这些中国人多可爱,/有欢乐，也有心焦……”
在题为《蚕丝》的诗里，他缕述“丝绸之路”终点长城的景致：“中国的长城之巅/袅袅飞燕，/在那边天真地觅食，/终日筑巢不倦……”
普雷维尔从巴黎寄情遥远的长城飞燕，在北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2000年11月，时值他诞辰100周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大会，千余人踊跃参加，还出版了法国专家和一些中国年轻学者们悉心研究他诗歌的“论文集”。这次活动也成为年轻教师陈玮研究和翻译普雷维尔诗歌的契机，导致今天《话语集》中译本的出版。意大利有一句谚语云：翻译本是一种悖论。要在诗歌翻译中完全做到鸠摩罗什所谓的“依实出华”，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雷维尔的“话语”貌似通俗，但他充分体现了法文表达的特殊风格，加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乃至悬殊，要在汉译里进入原诗的化境，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让人望而却步。
翻开眼下的《话语集》中译本，与法文原诗仔细对照一下，不难发现译者在处理诗语的明相与暗面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她在尽力求得神似上进行相当有效的再创造，付出了可贵的努力。当然，这跟译者本人具有诗人气质和对普雷维尔文学艺术生涯相当全面的长期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翻译诗歌来说，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话语集》，［法］雅克・普雷维尔著，陈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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