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胡适人文讲座”的启动仪式，有北大前校长许智宏院士的致辞，我的责任轻多了。关于讲座的宗旨、由来及命名等，我已撰有《“讲座”为何是“胡适”》，刊在5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上。今天的开场白，主要是向三位先生致谢。第一，感谢没有到场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是他的慷慨捐赠，使我设立高端讲座的愿望得
第二，感谢北大校领导对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的理解与支持，除了追加等额配比的经费，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担当。我深知现任校长书记都很忙，不想给他们出难题，于是转而恭请前任校长许智宏院士出席。为什么这么做？理由有三：一位前任校长向另一位前任校长致意，在我看来，合情合理，且责无旁贷；其次，几年前我在北大组织“《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许校长顶住压力，出席并讲了话。第三，看到网上关于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的消息，已经卸任的许校长来信表示赞许，让我大受鼓舞，因而尝试着发出邀请，并如愿以偿。
第三，感谢今日的主讲嘉宾、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科南德特级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宇文所安（StephenOwen）先生。因为学术交流，也因为探亲访友，宇文所安教授多次来华，讲学之余，也接受媒体采访，再加上著作翻译，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并不陌生。这次北大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学界内外有很高的期待。得知我们首讲请的是宇文所安教授，朋友们纷纷叫好，以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确定邀请宇文所安教授的那天晚上，我翻查自家书柜，竟找到了六种他的著作的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他山的石头记》，以及三联书店的《初唐诗》、《盛唐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我知道还有别的译本，但单是这些就已经让人惊叹不已了。“翻译”并不直接等同于“接受”，但出版界如此“痴心不改”，持之以恒地译介，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中国媒体上关于宇文所安教授的报道很多，其中有很煽情的，如称其为“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只因其撰写并出版了《孟郊与韩愈》（耶鲁，1975）、《初唐诗》(耶鲁，1977)、《盛唐诗》(耶鲁，1980)、《晚唐诗》（哈佛，2007）等专著。可当别的记者问宇文所安先生是否向往唐朝生活时，他又摇摇头，说更愿意生活在南宋。你再追问，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魏晋或者晚明。不是我乱猜，而是因为对于这些时代的诗文，他都有所论述。可见，学者也像作家，总希望给读者意外的惊喜，其“自述”既不可不听，也不可全信。但有一点，像宇文所安教授那样视野宏阔，谈论中国诗文时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的，实不多见。不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可同时也是哈佛比较文学系主任，“大视野”正是其突出特征，看《追忆》与《迷楼》中的纵横驰骋，不难明白这一点。
汉学家评说中国古典诗文，难在“贴切”二字，往往是新意迭现，但又多有隔阂。宇文所安教授是个例外，除了语文能力，更重要的是“诗心”。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千古诗人的脉搏，并与之展开坦诚的对话，这需要高远的想象力，以及对于中国诗歌的一往情深――恨不得起古人于地下，与之切磋诗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好的诗评家，大概常有此体会。将“体味”置于“知识”之上，不太受文学史论述框架的束缚，是宇文所安教授治学的一大特点。1987年为《初唐诗》中译本撰写的《致中国读者》中提到：“因此，近年来我一直将文学史搁在一旁，试图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我希望有一天将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十四年后，为三联书店版《初唐诗》《盛唐诗》作序，又有如下表白：“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可以这么说，评论宇文所安教授的学问，看得见的是比较文学的视野，看不见的，则是论者的诗心与诗情。
首先是阅读与品鉴，而后才是论述与阐发，这种细读文本（closereading）的习惯，在宇文所安教授眼中，不是一种批评策略或理论立场，而是一种基本训练，一种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根基。在一篇题为《微尘》（1998）的学术性散文中，宇文所安教授称：“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制约。无论我对一个文本所作的议论是好是坏，读者至少可以读到文本，引起对文本的注意。”（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292-29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任何理论立场都可以通过文本细读来实现；反过来，偏好宏大叙事而排斥“精细的解读”，则很容易走向大言欺世。在我看来，这一说法，与萨义德的《回到语文学》遥相呼应。不管你信的是哪一家哪一派，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回到语文学”，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文本”不仅仅是“史料”，除了“说什么”，还有“怎么说”，以及压在纸背的“心情”……学文学的，完全抛弃自家特长，跑到邻居家舞刀弄枪，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不止一个学生告诉我，很喜欢《他山的石头记》，我想，除了学术立场，还包括此书兼及论文与散文的论述笔调。《他山的石头记・自序》提及此书的特点：“与其说它们是‘论文’，不如说它们是‘散文’。‘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来学术著作的脚注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则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讨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这么一种学术性的“散文”，不一定是考据，也不一定是理论，关键在理解与对话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做学问的心态与境界。作者治学“以问题为导向”，兴致勃勃地谈“欲望”，说“情感”，论“欢乐”，辨“悲伤”，还有“追忆”与“想象”等等，至于到底是“文学”还是“史学”，是“考据”还是“赏析”，是“宏观”还是“微观”，是“外部”还是“内部”，其实都无所谓，说到底，这是一种“思想的乐趣”。
说到“乐趣”，大家猜想，我是要切合今天演讲的题目《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不是的，我希望引入的是《论语・学而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改一个字，作为结束语：“有师自远方来”，督促你我“学而时习之”，当然更是“不亦说乎”了。
2010年5月24日下午于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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