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缘有幸，让我第一个写出《马寅初传》来，这里边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或者准确一点地来说，是历史的机遇。
马寅初
本文作者所著《马寅初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偶然受命初识马老
1979年春，中央准备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很快就通知了《光明日报》。为什么《光明日报》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通知呢？因为，1958年夏和1959年底两次大规模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都是首先由《光明日报》发难的。而马老对于《光明日报》的印象，又一向是很好的，认为它是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很贴心的一张报纸，所以自从1949年它一创立起，就不断地为它写文章，也经常接待记者的来访。可是1958年以来那两次由《光明日报》首先发难的大批判，竟然带动起全国各地报刊铺天盖地，接连发了二百余篇声讨文章（当然，那都是由康生坐镇炮制出来的）。马老对于那些文章倒是一一地逐篇细读的，他始终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于有些合理的因素，哪怕是极小极小的，他都记下来，准备用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与真理和现实都背谬的观点，他准备做针锋相对的学术性论战。遗憾的是，他看过了那二百多篇文章，学术性很少，大多是只以帽子压人、完全不讲道理的文章，气得马老连声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这一历史过程，我已在1999年《光明日报》创刊五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后来国内许多书刊多有转载。
因为有过这一历史因缘，报社领导一接到通知后，立即派出记者去到马老家里采访。为什么偏偏派我去呢？因为我原是学经济的，又在经济部门里工作多年，这可能算是我得此历史机遇的一个主观原因吧。
1979年的一个仲夏黄昏，我与一名摄影记者走进东总布胡同32号马老的家门。淡黄色的阳光从老人窗前的葡萄架叶隙中间洒落下来，地上铺满影子，有阵阵花香不时地飘过来。马老兴致很浓，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让家人将他的轮椅推到窗前，我们给他拍了一张全家合影照。回到屋内之后，他又与我们谈了许多话，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毕业的，等等。当时，他已是差两年就进入百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听力减退，说话也很费劲，但是由于情绪的激昂，兴奋灶又活跃地燃烧起来，为阴翳蒙住的眼睛重新闪动出明亮的光彩，面颊上有时还浮现出笑的涟漪。我告诉他，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很多人都为老人经过这样长时期的含冤迫害还能健康地活着，今天能以偌大高龄亲眼看到冤案得到平反而高兴，都衷心地祝愿他长命百岁，再活一百年，能为祖国建设多出些好主意。老人听后，满含笑容，一再地让我向广大读者转达他的谢意。
当他知道我也是学经济的，更是显得兴奋，亲切地告诉我说：“学经济的，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不研究消费，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个问题早一天解决，困难就少一些！”
归去之后，我怀着像对哥白尼那样崇敬的心情，连忙地把报道文章写出。原来的标题是一大长串修辞语，而且还加了副标题，等到发排时，总编室主任汪波清把我找去，说：“对于像马老这样的人，一切形容词和修辞语都显得不够分量，仅仅马寅初这三个字，就足够响当当的，震撼人心的了。这篇文章莫如就叫《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更显得亲切。”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定下了这个标题，发表于1979年7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纷纷，一天一大摞，几天就是一大麻袋。我看到那些读者来信，心里很是激动，也受到了很大教育和启迪，特别是有位读者来信说：“错批了一个人，误增了三个亿！”一句话就让我惊呆了。说得多好，多么深刻呀！如果说，我们历史有过许多贻误的话，那么，哪个贻误能够大于此呢？还有一些信，是马老的老朋友、老熟人和不少谦逊地自称为“忝列门墙”的学生（曾就读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详细地讲述了马老当年在这些学校里所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让我对于马老的伟岸人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不再停留于一般的高大与崇高等抽象字眼上。
在这种互相的感召与感应下，我产生了要写一篇报告文学的想法。许多文艺评论家都说：激情，是创作的源泉。由于有了这许多让我激动不已的创作源泉，加上许多好心人的鼓励与支持，我很快便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记人口学家马寅初》，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2期上。记得这个名字，也是主编孟伟哉给定的。我照例，还是用了一些特文学性的修辞语作标题，他也说，对于马老这样伟大品格的人来说，不如就直呼其名。越是朴实，越有震撼力。孟伟哉的这一意见十分中肯，我自然也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文章发表后，立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的书刊上都有所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选》第一集，将它与茅盾、黄宗英和香港著名作家梁羽生等人的作品放到一起。
嵊县翠竹映射传主人格
不久，我收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一位老编辑的来信。我们素不相识，他只是看了那篇文章产生了想法，建议我为他们出版社写一部马老传记。他纯粹是出于一片真挚的热心，认为像马老这样的人，应当早日地为他立传，趁着他还健在的时候。
不过，我当时却有着另外一番思考，并没有下定决心去接受这一番好意，搁笔的时间相当地长。因为，我认为写传是很难的事，也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我的耳畔时常响起哥德说的一句话：“人的生平有些事或许算是很好的东西，但却是不可言传的；而可以言传的东西，却又未必值得费力去传。”马老固然是一位大写的人，但如何能够用传记文学的形式，将这一伟岸的品格史诗般地展现出来，进一步地来说，树立起来，就像司马迁《史记》中那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样，我知道自己是力有不逮的。
但是，虽有思想上这许多的疑虑与踟蹰，我心里边却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追求，理由也很简单，马老的高大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底里，就像埋藏得较深的一颗火种一般，不时地被微风吹起火苗，熊熊地燃烧起一片激情。于是，我便利用当记者的便利条件，出差时凡是路经马老生活过的地方，都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1982年那一次，记得当时我是去杭州开会的，会后还有一段空暇时间，我就便去到了马老的故乡嵊县（今为嵊州市）浦口镇。在马老祖居的宅院里，我见到了马老的侄子马本讷。他不仅给我讲述了这个大宅门的风雨沧桑历史，还领我到了镇子前后许多山山水水的地方周游了一遍，让我由地及人、由史及今地做了察考，从而领悟到此山此水产生如此众多的特立独行人物，诸如王羲之、戴逵、王金发、袁雪芬等，可能这就是产生嵊县人如此倔强性格的土壤。马老能够顶住蒋介石的咒骂“嵊县强盗”，而及时地给予他有力的还击，不是没有根缘的。这根缘，就是这块土地。
而特别是当我到了黄泽江畔，在江湾山脚深处，在幽深邃密的青山峡谷里，见到那茂密丛生、劲节挺拔的翠竹时，更是加深了这种念头。看那根根翠竹，清秀俊逸的风骨，宁折不弯的品格，不择瘠壤的生长毅力，和它那虚怀若谷的心胸，面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风亮节，在我的脑海里，不，在我的心底里，投射下一个十分强烈的影子，使我立即与一个人的高尚品格联系起来，那个人不就是生长在这土地上有着这个竹子一般品格的马寅初吗？有了这一人格化的物象，我再具体地刻画这位传世老人的品格形象，难道还很难吗？
人，是什么？人，是性格的化身。文学是什么（传记文学毫无例外，也应当包括在其中）？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既然如此，我便照着竹子在我心中投射下的具象，定然可以写出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典型性格来。于是，我便开始追踪搜寻资料，进一步地访问一切曾经与马老接触过和共事过的人们，尽我一切的努力去丰富我原已写出的那篇报告文学《记人口学家马寅初》，让它更全面地、活生生地展现出这个有着竹子般坚硬的伟岸品格之人的平生。
动笔前的多方筹备
说起搜集资料来，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还没有电脑这类现代化检索工具的条件下，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查阅到这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人的生活轨迹，详细地掌握到这位老人不畏强权暴力的拼搏、抗争的苦难历程，只靠人的回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仅不具体，有时也不准确，常常是同一件事，每一个人记忆中的印象却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最好是能查到当时报刊上、文献资料上所记录下的情景。为此，我跑遍了全国各地大小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
就说报刊资料吧。为了写马老抗战后回到家乡浙江，奋不顾身地参加到反对四大家族暴政的群众运动一事，我便翻遍了当时的《浙江日报》《东南日报》《青年日报》《民报》《西湖夜报》，还有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联合晚报》等各种报刊。为什么要翻遍这么多报纸呢？因为各家报纸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对同一件事不仅说法不一样，而且对事情经过的描写也不一样。历史，是很微妙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责难史学家于某某处失真、失实，通过这些查找我才知道，他们也自有他们的难处。为了把当时的详情细节都能够生动地再现出来，我把马老在杭州参加过的那些规模较大的学生游行路线，都按图索骥地再走了一遍。所以，马本初先生在审稿时笑说：“你对杭州的各条街道名字，怎么弄得那么清楚，连我这个老杭州人，有些地方都弄不清爽呢。”
我心里想，我追求的，就是一个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
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的标题作得好：《马寅初氏又作狮子吼：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要写出马老在回到杭州短短的一两个月里，接连不断地发出使四大家族感到胆战心惊的犹如狮子吼叫一般的声音，没有深入到那个典型环境里，你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到这么生动的语言，怎么努力地叙述他这段人生经历，也不会做出“又作狮子吼”这样如此生动形象的标题的。
查找马老于五四前后在北大教书时的有关资料，对我来说，虽然是都在一个城市里，但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当时的交通条件不如今天，我每天要早早地出发，在城内换两次车才能到动物园，然后再换乘332路（那时，只有这一条线去往颐和园）才能到北大西校门。在北大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天，不敢放松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中午吃一块自己带去的干面包，就算了事。五四时候北大的刊物很多，除了《新青年》之外，还有《新潮》《北大月刊》《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等各种刊物、都要浏览一遍，看看里面是否有马老的文章、讲话与活动等等。刊物还好办，卷首都有个目录，一下子就找到重点。最难的是查《北京大学日报》，一天四大版，你不知道在哪个夹缝里会出现马老的消息。有一次，我突然于报纸夹缝处见到一条小消息，是“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先生治丧筹备会委员名单：主任，蔡元培；委员，马寅初、胡适、陶履恭、毛泽东等人”，并作简短启示，要为杨老先生征集赙金。消息虽短，但有很高的价值，它说明早在那个时候，马老就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甚至较深的交往。
此外，还有那些与马老密切相关的人物的文章和文集，因为那些人物差不多都是大家，他们的文集也就都是厚厚的几大本，查找也是相当费力的。可是在那些文集中，却常常能够找到很有价值的东西，从我们新闻学角度来看，都是极为鲜活的材料。例如，在写重庆大学学生为马老祝寿一节，我见《新华日报》报道，参加祝寿的人中有邹韬奋，于是就找来《韬奋文集》翻遍。果然在《经历》一书中有所记载，他说，重大同学们把一枚记会章送给他，并请他发言时，他想了想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刚才张西曼等几位先生的发言，已经完全代表了我的意思。只是我看到你们抄录的《马师语录》之后倒有一点感触，其中有一段话马先生是这样说的：‘我是忠实的国民党员，所以我关心着国民党的进步’，马先生没有料到，正因为他‘关心着国民党的进步’，才会有今天！如果他肯追随‘倒退’，摧残‘进表’，早已安富尊荣了！”
多么生动而又深刻的一段话，要我们作者根据当时的情形揆情度理编写出来的话，能有这样亲切独到吗？你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这样的话的。用词的巧妙与隽永，是只有邹韬奋那样大才气的人，才能构思得出来。他是“关心着国民党的进步”，才会有今天。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位钻研马寅初生平很深的学者，对于马老是否参加过国民党深抱怀疑，因为他见解放后的报道，都说马老是无党派人士。更重要的是，他根据马老的对国民党的深恶痛绝态度，认定马老是决不会参加国民党的。做这种判断的人，当然决不止这位学者，因为，大家都习惯用今天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来理解与判断过去社会的政治与日常生活。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审查我的一位老上级，说：“你的入党介绍人，当时都不是党员，你不是假党员是什么？”记得，那位老地下党员微笑地说：“我还告诉你，当时还真有不是党员的人发展了党员”。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要根据今天发展党员的程序，来看昨天。所以，韬奋的几句话，对于马老是否参加了国民党也是个明证。
由于邹韬奋的文中提到张西曼的发言，又引导我去寻找张西曼的文集。在张先生的文章中，我找到更为精彩的一段话，对于塑造马寅初的高大形象，那是比金子还珍贵。张先生说：“过去，历朝历代都设有言官，专司谏议朝政之责。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了，可是我却没有听见过他们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言官的嘴巴都给堵住了，只顾了吃饭，就顾不上说话了。马先生不是言官，可是他那张嘴巴实在是令人钦佩，因为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一定要说话的！”
“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一定要说话的。”我真佩服张西曼先生的那张嘴。
在邹韬奋的文章中，还有一个细节的描写，也是非常珍贵，他说：“恰在这时，马老的女儿仰惠走过来，她穿着一件天蓝色旗袍，硕长的身子由于过分的忧伤和操劳，显得格外憔悴……她语调凄楚地说：‘我们给爸爸去的信都要经过侍从室第二科转，爸爸能否收到就不知道了！’”写作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构思大的框架与结构，还比较容易，难得是细节。一个人物能否立起来，常常靠的就是一个细节。韬奋的这一细节描述，对于祝寿场上的氛围是生龙活现的。我与马仰惠谈过多次，她本人无论如何也记不得当时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所以说，只靠当事人的回忆来写传记，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我还是要特别地感谢马老的几位亲属，他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几次三番、费心竭力、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他们所知道的，所回忆起来的马老生平事迹，不论是社会生活的，还是家庭生活。他们百般努力地帮助我搜索和寻找各种有关材料，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特别是马本初先生，他给我的帮助最大。马老生平中最光彩的一段时间，是抗战期间的反蒋斗争。当时本初先生还在重庆读书，一直生活在马老身旁，马老为《新华日报》《商务日报》等进步报刊写的稿子，因有特务盯守家门，不能直接寄出去，都是他设法转递出去的，他给我讲述这些情节最为生动翔实。他还两次为我审读长达几十万字的书稿，而且每次都是那么认真，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既有肯定的，也有值得商榷与修改的。马老的女儿仰惠，是马老的私人秘书，对于马老的工作日程、作息时间、社会活动安排，都有着凿实明细的详述。
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马老的女婿许汤莘先生。他本来也是准备与人合作写一本《马寅初传》的，但是我每次去采访，他都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将他所知道的和所拥有的资料，都交给了我。他与夫人马仰惠的婚礼和婚筵，自然属于他特殊珍藏的一部分，但也无私地把保存完好的一张记叙婚礼盛况的《新民报》拿出来，交给我。这虽是一件家务事，但出席婚礼的都是当年的时代精英，郭沫若还当场赋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诗。有了这样一章，绝对会对《马寅初传》一书增添光彩。后来，《马寅初纪念馆专刊》，专门地摘登了拙著中的这一段，就证明它有着特殊的意味。
当我的书稿写出来之后，出版社的同志要求我能找到一位领导同志，为此书题写书名或题词。
去找哪一位呢？我首先想到了邓颖超同志。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不是能够接触到高层领导的人。我思虑了好久，最后还是冒昧地给邓大姐写了信。我在信中说，通过撰写《马寅初传》，知道马老在重庆时与周总理关系密切，得到周总理与《新华日报》同志的大力支持，马老终生感念。您与周总理、董老三人联名为马老送去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文华矍铄，寓意精深，一直成为人们传诵的佳联。
信写去后，我并没有抱多么高的期望值。我想，领导同志每天要接待和处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我的这封信也未必便能呈递到邓大姐手里。但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天，在第三天头上，我就接到了来信，内附邓大姐亲笔题写的书名：“马寅初传”，下边有她的签名和印章。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都喜出望外，我们都认为，有了这个书名题字，大大地加重了此书的分量。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正是马老的高风亮节、伟岸品格，邓大姐才会慨然应允，拨开百冗，挥笔立就。
这正如古书上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马老是大贤，为他修传，自然会得到上天的辅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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