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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路线的斗争

2010-06-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 我有话说

 《过得去》,杨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24.00元

有些出版前辈编辑谈

及上世纪80年代充满怀念。那时一年的发稿量不超过五十万字,经常参加各种组稿会,有的出版社每年还有一个月进修假。现在的编辑,据说一年看五六百万字的书稿还不算最高的。当读者们拿80年代图书的编校质量来衡量现在的出版物,算不算刻舟求剑呢?单看数量,当然可说现在出版繁荣得很,换个角度,倒是觉得出版界的“内卷化”越来越明显。

读杨葵的《过得去》,看他在出版社二十年来与作者以及同事、领导交往的细节,让人颇有沧海桑田之感。其中一个段子,某天午休,一众编辑正激战扑克牌,突然有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敲门,腼腆地说:我叫王朔,过两天影协要放我的电影,想问问你们愿不愿去看。在座者当时对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只随便说了句:票搁桌上吧。王朔就腼腆地走了。作者还提及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图书和名作家,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可是正如他写的那样:“我行我素时,市场偏偏来巴结;当你迎合市场的时候,它又绝情地掉头离去。”杨葵离开作家出版社的时候已是21世纪,很多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最终简化为版税、印数、出版补贴等一串数字,倒也直截了当。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连灵魂深处一闪念的“私”都要向组织交待,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转型带来的矛盾和困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读萧默先生所著《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版),对于偶然性改变历史进程的感觉有了更深体会。在“破四旧”时,敦煌城里的红卫兵要来捣毁莫高窟,敦煌研究所虽然已分成两派,但还是知道莫高窟不能破坏,于是打电话请县武装部派汽车追上红卫兵把他们挡回去了。很难设想,如果当时莫高窟遭遇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同样的命运,我们会对伯希和、斯坦因说什么呢?

由于作者在书中讲述的事情基本是真名实姓,还因此与老同事、现定居美国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打了一场笔仗。其间的是非对错,外人、后人很难判断,但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其实都在经受运动的锻炼,不独知识分子如此。据作者回忆,在全国流行的喊口号方面,贵州省有所创新,在敬祝领袖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又加了一句:“祝愿李再含同志(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身体比较健康,永远比较健康!”

相对人与人的斗争,人与鬼的争斗就轻松许多。栾保群的《扪虱谈鬼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原本是在《万象》上连载的,现在结集成书,让很多关注鬼之八卦的读者过了把瘾。作者选取的材料大多出自古代志怪笔记,虽然这些作品创作的意趣不同,有的意在宣扬果报(如《阅微草堂笔记》),有的则偏重录异谈资(如《子不语》),有的则是侧重文学性的创作(如《聊斋志异》),可是他们都相信鬼魂世界的存在。如果我们简单地将鬼魂世界看成古人对真实社会所做的镜像,那未免太低估他们的智慧。面对真实社会的荒诞,这些志怪作者的想象力显得远远不够。比如在《纸灰飞作白蝴蝶》一文中,古人烧纸钱也就是铜钱元宝之类的,阴间的鬼最多也就是抱怨纸钱的成色不足、数量不够而已。如今烧纸扎的二奶、护照也不稀奇了,没有恐惧感,胆子当然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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