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百分之九十的沃兹涅先斯基
苏联时代的偶像级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去世后，本报特约记者孙越回忆了老诗人和其他俄国作家给予他的帮助和保护，以及他与沃兹涅先斯基在俄京同台朗诵的难忘经历。(详见4版)
高车、高车人与高车人的歌
高车是活跃于
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异域文献的价值，可是，七十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界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可以补足我们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笼统，理清单一角度的认知，更发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原来会如此不同。如果更多学者注意这个“宝库”，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将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国和周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详见10版)
鲁迅：“幻灯片事件”与“国民性”的构建
“中国人的劣根性”非鲁迅之“发现”，而大多来自他1916年阅读的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一本在建构和传播“中国人的劣根性”方面起了非同小可作用的名著。辜鸿铭1915年以一个早熟的“后殖民”批评家的犀利眼光，指出阿瑟・史密斯之流的“汉学”与在西方掌权并奴役东方的“约翰・史密斯”之流的殖民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的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详见13版)
首本《马寅初传》诞生始末
近年来，陆续有多种马寅初传记面世，这是经济学界、文史学界、人口学界、教育界乃至于其他各界人士日渐深受马老品德的感召，随着斯人远逝而益加深念斯人，益加深悟马老见解非凡，对我国的深远重大意义所促成的。我为这些传记的不断推出高兴与祝贺之余，产生许多记忆犹新（不光是记忆犹新，而且有着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回想。天缘有幸，让我第一个写出《马寅初传》来，这里边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或者准确一点地来说，是历史的机遇。(详见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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