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赶写《中国文学史》下册，因为上册已经出版很久了，想把它写完。所以这段时间又读了一些相关的文学史。
中国古代本没有文学史这类的书，开始有是在清末废科举之后，为了适应新式教育，需要编写教材。做法上是参考外国的教材模式和框架，对中国的文学史史实、文学现象以及文学活动进行处理。这个趋
此外，骈文和赋在现在各本文学史中数量既少，评价又多为负面，往往批评汉赋铺陈、庞大，说六朝骈文是形式主义。一般文学史在唐以后就基本上不谈骈文了。但根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来看，赋的位置很重要。古人编文集，排在前面的一定是赋。骈文写作一直延续到清代，历代都有名家，但很少被现在的文学史著作重视。
因此，文类的划分使得文学史的轻重失衡。而且常是以西方文学的眼光来看中国。例如小说戏曲的地位被提高，是因西方文学本来就是从荷马史诗、希腊神话与悲剧发展来，而中国却是由诗书发展下来，以致现在的文学史也只讲神话、诗，对《尚书》这一脉完全漠视，典章、奏议这些对古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文类，被认为是政论性的，几乎要把它们都从文学史里清除掉了。
还有，它们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强调文学从民间来，然而真正来自民间的作品，却又在审美上得不到认同，谓其文字粗鄙，不登大雅之堂。
这也导致了对一些传统篇章的恣意误读。《诗经》“风”“雅”“颂”中，“雅”“颂”谈得很少，因为“风”被认为来自民间，因此成为《诗经》的代表。可是“风”怎么会来自民间呢？《诗经》“周南”第一篇《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追求到了就举行婚礼：“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然而，在周朝的礼乐社会中，民间怎么会有钟鼓呢？有钟鼓的人家要么是天子，要么是诸侯，这也是汉人为什么将它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的缘故。以往的文学史家用意识形态对之进行扭曲，反过来还骂古人以政治观点扭曲了文学。这样的例子很多。现代成语“鸠巢鹊占”出自《诗经・召南・鹊巢》里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男的娶女的，怎么娶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试想，普通百姓谁家能有一百辆马车吗？
再加上沿用西方的概念，如将浪漫诗人、写实诗人这些标签贴在李白和杜甫身上。另外，以往的文学史突出魏晋、晚明的反传统性格，对复古派也很少提。但整个魏晋其实是一个礼法森严的士族门第社会。
我最近读的这些文学史中，到处充满了这一类问题。包括最早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五四以后是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另外一些分类的，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到最后集大成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文学史脉络到1949年以后有所改变，加入了马克思的阶级论。但新问题叠着旧问题，纠缠如一团乱丝，至今得不到解决。
这也显示了我读书的一个习惯。通常，我不是看一本书，而是看一类书。这些书中有不同的意见，它们像布满了枝条、藤蔓、杂草的丛林，我们得拨开这些，从中慢慢找出一条路来。这看似简单，其实背后要花很多功夫。比如发现某种讲法障蔽我，让我看不清楚很多事实，那我就从它们的短处里去找到它们相反的东西，来说明它们之所以这样讲的缘故。文学史告诉我，“风”从民间来，果真如此吗？那么我再看《诗经》的时候，我拿这些文学史家的论述和他们叙述的对象做对照，就会发现有落差和不同。发现它们之间的裂缝，再从中寻找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所以我的文学史不见得能够提供清楚的答案，但会指出过去的文学史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报记者 陈菁霞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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