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兼哲学家。她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并撰写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以几乎一年一部的速率创作小说，作品有广泛影响，曾多次获得布克奖等重要奖项。不难理解，她的小说“思想性”特别强，讨论了许多与当代西方人的生存困惑密切相关
默多克明确提出了“unself/unselfing”观念，让人为之心动。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降，西欧各国的发展使传统社会纽带（家庭、村社、教会等等）衰颓乃至瓦解，个人逐渐从群体中离析出来，成为出售自身劳力的孤立“自我”（或曰“主体”）。随之而来，有关“自我”的言说滔滔涌现，小说即是最重要的讨论“场地”和工具之一。如弗洛伊德说：现代小说故事中那位得作者特殊关照并往往赢得读者同情尊敬的英雄/主人公，乃是“自我陛下”的变种。尽管人对自身的意识逐渐“自我化”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有力的反驳、质疑、狙击甚至局部逆转，但是总的说来数百年里个人主义自我观稳步扩大了阵地，成为西方模式现代社会的思想支柱之一。不少公开标称“主体死亡”的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很大程度上仍然在维护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的至高地位。
然而，在分工极端细致、生产和服务高度专业化的发达社会里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组织的依存只是被市场交换所遮蔽，其实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强化了。离了他人，现代都市人的衣食住行连一天都无法维持。过度强调个体自由和自足的言论必然不断滋生种种悖论、弊端、精神危机和践行困境。这也是批判和怀疑不曾断流的根本原因。默多克是持鲜明批评态度的思者之一。她的反思指向整个浪漫人本论的个人主义传统――包括体现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康德自由主义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学的思想联姻，也包括推重“意志”和“选择”的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思潮。当然，萨特的思想和实践都不是浅薄片面的，他毅然参与（二战中）法国抵抗运动和左翼政治事业，证明了他对公共生活的重视。关于个人和他者间的关联、纠葛和冲突，他也有深入的透视和精辟的言说。不过，即便如此，默多克经考辨与深思指出萨特“关注的焦点是个人的孤独意识而不是个人与他所存身的社会的融合”，是切中肯綮的。在1980年代里有许多中国人曾如醉如痴读萨特，他们对他提及的“共在（Misten）”或“我作为他者所知道的身体而存在”未必深思，却因高调出现的“意志”、“自由”等词句以及“他人就是地狱”之类惊心动魄的警句油然生出醍醐灌顶之感。这类反应固然首先是对我国刚刚过去的一个失衡时代的反拨，但也印证了默多克对萨特思想重心的概括。
默多克认为，不加批判地认可人的主观愿望和追求，让贪婪的孤独个人的“意志”成为道德准绳，是一种“恶魔（Luciferian）哲学”。她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透辟而精彩地描画的是孤单个人的心态，……是唯我论的（solipsistic）”，由此他赋予了巴黎先锋文人圈内普遍存在的漂泊无根感和某种虚幻的普世色彩。默多克曾让笔下虚构人物力陈人际关系纽带及“根”的重要，强调个人的满足和幸福不是好的行动指南，“真正的自由是全然不考虑自我”。她还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自由不是选择。自由是知晓、理解并敬重和我们自己不同的事物。”
与此相关，默多克反复申说要认可并重视偶然性(contingency,也有人译“偶在”及“偶合无序”)。这不仅是在认识论层面探讨哲学命题，也是在倡导对自我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尊重，与unselfing思想彼此呼应，相辅相成。她喜用分词形态的unselfing也颇为耐人寻味，似乎表达了强调动态过程的意愿。也就是说，默多克并非脱离现实地幻想把人们的思想拉回前现代状况，也不否认“自我”意识产生的必然性及这一历史过程焕发出的巨大社会动能，而是力图推动一种积极的对话性的自我反省、自我限定和自我批评，以求对虚假孤立自我的超越并推动新社会纽带和新生存共同体的创生。
默多克的小说秉承写实传统，又极富寓言色彩，对古典哲学和文化（柏拉图思想、古希腊罗马神话等等）多有涉及，人物处理常常出人意料。在我国，对默多克的介绍和评论虽然尚不充分，也已有好几种小说译本问世并出现了一批忠实的关注者。他（她）们结合默多克哲学论著逐一分析其小说，力图条理清晰地说明其中涉及的伦理和哲学问题――比如，和柏拉图洞喻寓言的关系，有关偶然性的见解，对于语言功能的思考以及当代法国神秘主义者西蒙娜・韦伊（Si鄄moneWeil,1909-43）和佛教传统的影响，等等，做了很多梳理和阐发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关著述大都指出了默多克伦理话题的现实意义。的确，对于当下在大跃进式经济发展中一头撞入城市化、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境遇的中国人，是应该进一步强化个体自我意识还是尝试开启unselfing进程，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短短三十年里我们见证了旧有城乡社会的瓦解和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危机；看到了潜规则盛行、职业操守溃坏、强势利益集团无所制约、老幼病贫弱势群体缺乏保障等等“礼崩乐坏”乱象。很多人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想要可持续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有所调整。这也是提出“和谐社会”口号的现实语境。以此为背景来思考默多克，人们不免会想：unselfing与对“和谐社会”的吁求是否有某种内在关系？是否有特殊的借鉴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小说本质上是混沌的，芜杂的，自相矛盾、难以圆说的。默多克选择更多通过虚构叙事来传达思想，也许恰恰因为它们不是理论或观点的图解，不能被任何理念整除。而这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矛盾性与丰富性往往也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比如，默多克强调真相不可说，可是她自己却在不折不挠地尝试用各种话语来传达真实或现实，当如何理解？又如，经由柏拉图和韦伊等人的思想主张，默多克回归到更传统的责任观和无私（selflessness）概念，但她却无法在自己的作品里复活19世纪小说中那种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图景，她笔下的世界带给读者的感受很多时候是孤独的甚至是怪异的。这是否意味着默多克本人并不能逃脱她所非议的萨特式生存？此外，她的小说是喜剧性的，其主要人物企图克服自我中心倾向的努力往往不怎么成功，展示的毋宁说是求善求真历程中的失误、歧途、迷茫和谬见。这是在传达unselfing历程的艰难曲折，还是在提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我观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层面的思辩、觉悟或“善行”等等来求得本质性更新？
还有小说中的男性叙述人。
女作家默多克为什么每每选择男性做主人公和叙述人？这类讲述者大都不可靠，都被一己的眼界、好恶和利益所局限，但是隐含作者和他们的距离却很不一样，他们的语言和行事风格也大相异趣。《网下》（1954）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一看见在街拐角等我的费恩，就知道有什么事出了岔子”，它以亲切平易又略带玩世不恭的腔调把读者径直带入1950年代初漂流无家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旋流。而《黑王子》（1973）中布拉德利・皮尔逊的“前言”从抽象的真善美迂回到他本人身世的来龙去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某些失意小人物那般喋喋不休且偏执夹缠。不过，同一位皮尔逊先生进入“故事”后却并非如他自称的那么优柔寡断，讲述风格也变得多样甚至多彩：有些场面记述非常生活化、戏剧化也非常滑稽，另有一些景物描写明晰优雅，甚至浪漫而感伤。这种种自相矛盾，加上由虚构编者和书中不同人物提供的序言后记（它们各有私人考量甚至商业目的）或强调或否定皮尔逊记述的真实性，使《黑王子》成为一部极为复杂的作品。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又在多大程度上暗中贬损主人公兼叙述者，两者间存在怎样的多重对话关系，实在是诱人的话题。
同样发人深思的还有女性人物。默多克写小说，即使用第三人称，也很少从女性角度出发。这与unselfing相关吗？她是在刻意通过异性之眼反观以求陌生化效果吗？
国内曾有学位论文分析默多克书中的女性复仇者形象。“复仇”说是否得当姑且不论。这一切入点却颇有启发性。皮尔逊在街头偶然看到朋友之妻也即他一时的情人蕾切尔在人流中匆匆穿行，生出成年妇女“就像一群动物”的感喟。阅读至此，读者或许会猝不及防猛然被话中双刃的刻薄击中。《沙堡》（1957）里的男主人公对自家老婆也不胜其烦。这里，两位妻子是作为谜一样的他者出现的，而且这些被鄙视、厌倦的中年女性最终对事态的发展变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类不能被主导叙事眼光穿透的异己女人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提示――关于性别、关于自我、关于共在？
……
有很多疑问和可能在等待愿意到默多克世界里去摸索的“探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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