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风雷》当了一回责编，为何就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呢？
1968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安学江”题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的“大批判”文章，
据江晓天生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那天的报纸是上午9点多钟送到的中青社的，他见好多人抢着看，议论纷纷，就预感事情不妙，等到快中午时，碰到黄伊，见他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要过来一看，才知道一场灾难降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刚看完“安学江”的文章，一位同事就奉命来对他说：“你回去一趟，我们一起走。”他一听就明白，这是要去抄他的家、搜查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罪证。出了中青社大门，又来了3位。幸好其中只有一位偏激的“左派”，另两位与他并无恶意，仅是奉命例行公事而已。尽管如此，进他家之后，那阵势还是把他的老母亲吓得瑟瑟发抖，年少的女儿靳虹更是害怕得直哭。翻箱倒柜搜了个遍，竟一无收获。于是，就通知他收拾行李，提前吃了晚饭到社里去接受隔离审查。于是，当晚他就住进了中青社东院的“牛棚”。关他的是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黑屋，除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和一把破木椅外，连只暖瓶都没有。细听说话声，他得知紧隔壁住的就是造反兵团的一号头目。室内的灯泡很小，虽然那时他的视力还挺好，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根本看不了书也无法写字，只得早早躺下。睡不着觉，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回想往事。他想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遇险，3次被敌人包围，却都没被抓住，现在却被几个造反派关进了这“小黑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风雷》当了一回责编，为何就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呢？
“安学江”的大批判文章一开头就说，1962年，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当时的代名词）赤膊上阵，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回去之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他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回到安徽后，找“工农作家”陈登科，“精心炮制”出了长篇小说《风雷》。
这显然是在捏造事实。江晓天记得很清楚，陈登科早在1956年就酝酿写这部小说了。那年夏天，陈登科来京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住在前门饭店，接到电话，他就去看陈登科。陈登科对他说到正在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一个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抬担架的老农冒死救出的战士，抗美援朝回国后，当了连长，要求到地方工作。为了寻找、报答那位老农的救命之恩，选择了淮北地区，带头创建农业合作社的故事。书名叫《樱桃园》。他说记得契诃夫有个剧本也叫《樱桃园》，你改个书名吧，陈登科就说干脆叫《寻父记》吧。于是，他就与陈登科签订了约稿合同。
不久大跃进起来了，他就报了10部长篇，柳青、梁斌、杜鹏程、王汶石、陈登科等作家的大名都列在其中。3年后，张羽去合肥，回来带了一本《寻父记》的铅字印稿。中青社领导认为《寻父记》是写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正合当时形势需要，就决定作为重点书稿，下大力抓。中青社有个传统做法，因社领导不看长篇小说稿，要求一部长篇小说稿在文学编辑室必须有三个人看，一、二、三审统一进行。这样，新派来的室主任就要他也参与《寻父记》的审看工作。发电报请陈登科来京后，室主任、张羽和他，一起住进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逐章逐节讨论商议了10多天，定下了修改方案。这时，因张羽要请创作假，室主任就让他来当《寻父记》的责任编辑。他坚辞，说《李自成》第一卷还有些工作没处理完，手头还有两部长篇稿要看，更主要是他为家事被撤职、降级，就是安徽农村问题扯起来的，《寻父记》将来一旦发生什么事故，联系起来算总账，他可实在吃罪不起。室主任说，你放心，不会有什么事，万一有事，也由领导承担。当时，他的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刚撤销，他想到自小在淮河两岸长大，对《寻父记》中描写的淮北农村生活是熟悉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文学事业，有时就得承担一点风险，既然是领导上交下的任务，他就只好答应下来，同陈登科及其助手耿龙祥先住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后进炒豆胡同招待所，采取流水作业，交错进行的办法，于1963年底，完成了修改和发排工作，印出了征求意见本。因他们共同认为，小说反映的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是一场革命，所以就将书名改为《风雷》。
2
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不信荒诞的故事，也不便说什么，只能报以沉默。
《风雷》征求意见本印出后，除送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人手一册外，江晓天还以中青社的名义，送了一份给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因抗战期间，谭震林一直是他所在的新四军二师政委，他想争取老首长谭震林看看并写个序。但后来得知，谭震林太忙没时间看，江晓天又想起曾在中央党校同学的姚力文，听说他1959年毕业后，已调中办给胡乔木同志当秘书。姚力文是位热心人，很愿意帮忙，他打电话告诉江晓天，乔木同志到南方休养去了。他本人已调任刘少奇同志农业方面的秘书。中办有个地区研究组，专门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成员多是任过多年地委书记的老同志，他也可以请他们帮忙看看，要江晓天把《风雷》排印本寄3份给他。几乎同时，陈登科给江晓天来信，并附有安徽省委副书记陆学斌写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信，要求他们能看看稿子，提提意见。江晓天请作协的张僖同志把陆的信分别转交他们二位，各附排印稿一本。邵荃麟看过后即召江晓天面谈，对排印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姚力文告诉江晓天，他和中办地区组几位多年从事和研究农村工作的专家，都一致认为《风雷》在政策上没问题，并对陈登科深厚的生活功底大加赞赏。在正式出版之前，江晓天汇总了各方面的意见，又请陈登科来京，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书稿作了第二次修改。由于江晓天很喜欢邓拓的书法，就请美编室的一位副主任去信请邓拓题了字。就这样，《风雷》（第一部）分上、中、下三册于1964年5月出版，首印9万册。
该书的创作和出版经过，正如陈登科后来所说：“《风雷》是一九五八年冬开始结构，第二年冬动笔，一九六○年五月底在宿县城完成初稿的，不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初稿的结尾上，全写明了完成的日期，而那些文痞们，为着向叛徒江青表示效忠，硬是昧着良心，甘愿充当叛徒江青的帮凶，诬陷《风雷》是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来的。他们不仅将《风雷》挂上刘少奇的黑线，还牵上曾经担任安徽省主要领导工作的一位同志。而江青和姚文元，明明知道那位领导同志，是一九六二年春才调来安徽的，当我写《风雷》的时候，他还未来安徽，刘少奇怎么可能授意他呢？他又何能来策划我呢？除了谎言，除了陷害之外，还能找出其他言词来解释么？”（《关于〈风雷〉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78年1月24日）
确实，“安学江”的谎言，对陈登科来说，并不难批驳。但在江晓天关进“小黑屋”时，有两张造反派办的小报公开点了他的名。江晓天后来在《〈风雷〉的旋风》一文中曾这样回忆：“从小报到《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我感到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不可了。1960年批判我的时候，那位刀笔吏就给我戴上‘漏网右派’、‘漏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来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全了。安徽人有句俗话，‘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这时，我倒更加坦然平静了。”
江晓天因《风雷》而挨批斗，最早的一次是在1967年6月。那天中午，文学编辑室战斗队的一员女将，出办公室去接待安徽的两个造反派之后，既兴奋又紧张地跑回来拉了几个群众在走廊里叽咕了一阵，就命令他吃完饭立即回来。下午一点半，他准时回到办公室，见3间通屋里坐满了人，只有两个生面孔。没等他坐下，口号声就震耳欲聋地响起来了，接着是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在这次批斗会上，安徽来的一个黑脸造反派，抛出了一颗想要打倒他的“重磅炸弹”：当众念了一个熟人写的揭发材料，说“陈登科与江晓天无话不谈，1963年国庆节江晓天请陈登科吃饭时，曾谈过江晓天1960年受批判处理的事”……于是，全场就高呼口号，要他老实交待：“陈登科是怎样要为你翻案，你又是怎样为陈登科炮制毒草的？”因那个写揭发材料的熟人，确实是江晓天请陈登科吃饭时的陪客，所以江晓天只得如实交代：“陈登科是同我说起过这件事。1962年张羽到合肥时，他就要张羽带话，建议我调回家乡工作，说安徽的盖子揭开了，我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我谢绝了。当时，我就当着新来的室主任的面对张羽说：‘我不回去，我从参加革命起就是属于党的，怎么处理我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我只认真反省，总结教训，加倍努力工作。’1962年团中央党委派人找我谈话时，我也是这么说的，只要求组织上把事实核查准确。我没有翻案的言论，更无行动，许多人都还在，可以证明。”
据李茹介绍，江晓天1960年挨处分之后，团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罗毅调任华东局组织部长，了解到安徽当年饿死人的情况远比江晓天给他二弟的信严重，就觉得团中央处分江晓天错了。但是，团中央并没有按罗毅的意见为江晓天平反，只是在撤销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后，于1963年又给他一个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名义。这中间，或许是中青社有人从中作梗。
1967年11月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江青突然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致使《风雷》一案骤然升级。1968年春，安徽省文联的“革命群众”组织派出4人住进中青社，调查“《风雷》反革命案件”，审阅原稿及文书档案，并先后找江晓天谈了两次话，着重对他说了一个编造出来的背景：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不听毛泽东的，亲自到安徽组去点火，煽动省、地、县干部揭安徽的盖子（即大刮五风的严重后果），硬要摸省委第一书记的“老虎屁股”。省委第一书记千方百计捂住盖子，致使几百名老百姓付出生命，成千上万人受到残酷迫害。刘少奇指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把这血的教训立个碑记下，李葆华就授意陈登科写了《风雷》……江晓天当然不信这荒诞的故事，但也不便说什么，只能报以沉默。
江晓天在“小黑屋”被关押了9天。9天中，他被提审过两次。第一次提审他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两个专案人员，问姚力文和中办农村组的3个干部都不是搞文艺的，为什么对《风雷》那么热心？他如实回答：“本来是想通过姚力文请胡乔木看的，他们几位虽不搞文艺，但是熟悉党的农村政策，能在政治上、政策上帮着把把关。小说艺术上的问题，编辑部可以把握，政策上我不熟悉，所以，他们愿意看，我求之不得。是我拉他们看的，责任在我，不能怪罪他们。”第二次提审他是在被关的第8天，来自安徽的3人中有位50来岁的军人，趁另两个年轻人上厕所的间隙，和他聊了几句，得知其原先也是新四军，解放战争初期北撤到山东的。等两个年轻人回来后，就问他：“陈登科对不少人说过，他在小说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是洒芝麻油，调味，添点香气，你听说过没有？”他回答：“陈登科说话太随便，好开玩笑。不过，我没听他说过这话。”军人拿起军用挎包，取出《寻父记》铅印稿和几页江晓天动笔改过的《风雷》头一次发排稿，对他说：“看看吧，你帮了陈登科的大忙！”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一页是从《寻父记》剪贴下来的，他用红笔把《苏三起解》的前三句唱词“洪潼县里没好人……”勾了，换上了《东方红》的前三句歌词。他解释说：“是我顺手改的。陈登科的小儿子，当时只有五六岁，爱唱京剧，陈登科带他来京时，我就多次听他哼过《苏三起解》，陈登科就顺手写进去了。我只觉得生活中小孩子唱京戏的极少见，而《东方红》则是妇孺皆知，没人不会唱，就这么改了。”军人说：“这是陈登科的账。”兴许就是这位不相识的新四军老战友帮了忙，第10天下午就把他放回家了。
3
不能因为一部有错误的作品，把编辑与作者捆在一起问罪！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一个编辑，该对多少部作品负责，他能承受得起吗？
解除隔离审查，就意味着经过查阅《风雷》的书稿档案和编审情况的调查，“利用小说反党”的账，无法算到江晓天的头上。但是，江晓天万万没有想到，安徽来的外调人员放过了他，中青社的一些掌权人物，却一直揪住他不放。尤其是在他儿子、女儿的参军问题上，大做文章。
李茹告诉我，她儿子江淮是1969年2月参的军，当时到灯市口中学招兵的一位排长，去中国青年出版社调查过两次，中青社接待人员说江晓天是《风雷》反革命大案的关键性人物，坚决不同意江淮参军。但那位排长认为江晓天从小参加革命，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反革命”，便自作主张，果断地把江淮招走了。但是到了她女儿靳虹参军时，就连连碰壁。1969年4月17日，她和江晓天下放到河南璜川县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家里就留下靳虹一人，这孩子天生丽质，又自小要强，不仅能歌善舞，笔下也颇有文采，先后报考海政文工团和空政文工团，都觉得她才艺出众，准备录取。但每到“政审”这一关，都因中青社留守处坚决不同意而通不过，只得告吹。1971年初，立志当文艺兵的靳虹，又报考南海舰队文工团。南海舰队文工团在对她政审时，几次找中青社留守处，均以江晓天与《风雷》反革命大案有牵连而不同意靳虹入伍。南海舰队文工团的一位副政委不相信新四军出身的江晓天是“反革命”，就亲自在春节过后冒着严寒到李茹所在的团中央“五七”干校4连（即中国青年报社）外调。李茹带着这位副政委去找到校部军代表，问江晓天究竟有什么问题？军代表回答说：“《风雷》的问题已基本弄清，江晓天和陈登科等人是工作关系。”这样，南海舰队文工团终于招收了靳虹。李茹说，幸好南海舰队文工团的副政委当时没先去7连，因为在不久之前的整党会议上，当初下令把《风雷》当重点创作来抓的社长和一再说服晓天当《风雷》责任编辑的室主任，都指责晓天：“你和陈登科究竟搞了些什么名堂，你自己清楚……”晓天听到这些栽赃的话像吃了绿头苍蝇一样直恶心，可这二位却凭着在运动中如此积极的表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摇身成为7连连长和7连2排的排长。所以，假如南海舰队文工团的副政委先去了7连，靳虹的政审落在这二位连、排领导手里，肯定又通不过了。
李茹还告诉我说，靳虹被批准去南海舰队当兵之后，她和晓天都想回京为女儿送行，可干校只批准他们夫妻俩中回去一人。按理说，她作为母亲，回京给女儿打点行装更合适些，但她考虑到女儿自小和父亲感情特别深，晓天也太想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好几年的女儿了，只好让晓天回京与女儿团聚几天。临离开北京那天晚上，父女俩躺在床上话别，晓天不忍让女儿看到他痛苦的脸色，关上了灯说：“虹儿，爸爸对不住你。1960年以后，你同哥哥就跟着倒霉的爸爸受苦。缺吃少穿，受人歧视。可我没有想到，你们刚刚长大一点，又赶上《风雷》挨批判，受我牵连，遭这么多难……”晓天的心碎了，难过得说不下去。女儿很懂事，强忍着抽泣，安慰他说：“爸爸别说了，女儿了解您、相信您，从来没埋怨过您。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靠自己去奋斗！苦难只会激励我，绝不会压倒我。放心吧，爸爸。再说如今原来革命的老子成了‘反革命’的多着呢，我和哥哥能有当兵的这条路走，算是幸运儿了。只求您和妈妈在干校保重身体。酒能消愁解闷，可不能多喝。我给您买了一只酒杯，一两的，一天就一杯。这是对您唯一的要求了。”晓天被女儿对他的理解深深感动，为让女儿更了解他，他第一次详详细细地向女儿讲述了他的苦难家史和他前半生崎岖的战斗历程。靳虹作为女儿，秉承了晓天的许多优良秉性，入海军南海舰队文工团后，表现一直很好，到1974年，上级领导决定推荐她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不料遭文工团内的一些人忌妒，翻出她的档案，见其中有晓天1960年犯错误和为大毒草《风雷》当责编的材料，就说这样人的子女怎么有资格培养深造云云，临时把她换了下来。这打击对靳虹太残酷了，她强忍着悲愤，下海岛巡回演出了两个月。结果，就在1975年1月20日返回驻地湛江的途中，惨遭车祸，不幸牺牲了。靳虹牺牲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员，荣立三等功。南海舰队政治部领导，把我们全家请到湛江。处理完后事，南海舰队政治部领导向我们全家表示，要开除肇事者的军籍，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失去最钟爱的女儿，晓天撕心裂肺地悲痛，但他却提出异议说：“我女儿牺牲了，死而不能复生，不要再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程，这又会影响到一个家庭。好好批评教育，让他深刻接受教训吧！”部队发给我们的烈属抚恤金，他分文不取，悉数为女儿交了党费，令在场的人唏嘘不已，深受感动……
唯一的女儿，21岁就突然丧失了如鲜花般娇艳的生命，这对江晓天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可是，他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使他对人生体悟得更加深邃，襟怀变得更加宽广。他之所以不主张处分那个车祸的肇事者，是因为他觉得，真正造成女儿不幸的，是她档案里某些人整他的有关“《风雷》反革命大案”的黑材料。为此，他在《〈风雷〉的旋风》一文中，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我只有对苍天呼嚎：我不该当编辑，有良知的手中握权的领导人，能知道并记取这血泪的教训吗？千万不能因为一部有错误的作品，而把编辑与作者捆在一起问罪！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一个编辑，特别是工作多年的老编辑，该对多少部作品负责，他能承受得起吗？”
为此，陈登科之子苏多多去年在《怀念江叔叔》一文中也说：“陈登科的著名小说《风雷》，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姚文元一伙在文艺界用以攻击刘少奇的一颗重磅炸弹。陈登科和作为责任编辑的江晓天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受尽磨难。他们表现出的风骨和友情，被文艺界朋友广为传颂。”
荨江晓天与陈登科（右）
茛《风雷》首版精装本封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