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2010年4月第一版，34.80元
二WW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屠岸诗歌创作与翻译研讨会”，那是为他
八十岁后的屠岸老（我不习惯叫他“屠老”，因为“屠”字让人感觉有点杀气腾腾，与他的性情和思想正好相反，加上“岸”字可缓冲一下）身板依然硬朗，生活依然忙碌，一晃5年又过去了；其间，每逢老友去世或生死纪念之际，他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也涉及到他个人的遭遇，但毕竟很少，而且不成体例。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的回忆录不用自己动笔写了，而是以口述的方式进行。负责采访记录的是何启治先生和李晋西女士。在他俩已经整理出书稿时，我在屠岸老家偶遇李女士，我就说想先睹为快。她发来了电子稿，洋洋乎其大观哉，果然极为丰富，而且扎实。
《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出来后不久，屠岸老就签名送了我一本。在我的名字后，还写了个“弟”字。17年前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我24岁，他70岁，是我前辈的前辈，但他送我书时，居然在我名字后写“兄”字；让我无比惶恐。这体现了老前辈对后生的厚爱，也是文坛的一个美好的传统，跟社会上一见面就称兄道弟的伧俗气完全不搭界。书的模样素面朝天，但内行人看得出来，无论是排版还是装帧还是纸张，都相当讲究，真是书如其人。遗憾的是，成书比原稿少了大约50000字，被删除的内容有些相当珍贵，如他与海外汉语诗人洛夫和叶维廉等的交游情况。
据说忍痛割爱的原因是它被放在一套丛书里，其它的几本都只有二三十万字，而这本现在也有将近三十三万字的超大规模。因此，即便是个删节本，内容也还是够宏富，毕竟，屠岸老八十五年的生涯实在纷繁复杂。他出生于常州的名门望族，负笈于上海的名牌学校，供职于文坛的高层中枢。其遭际，其交际，其足迹，其心迹，其创作，其工作，其成绩，其成就，多少本书才能写完！
书名“生正逢时”取自屠岸老的同乡先贤（吴比他只大6岁，但比他出道早，他尊之为前辈）、同道中人、戏剧天才作家吴祖光（屠岸老曾长期在戏剧界工作，写过相当多很有影响的戏剧评论文章）。吴祖光一生坎坷，1957年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后，曾被发配去北大荒劳改。“生不逢时”是其一生的正解，但他给人题词留墨，最爱写的四个字偏偏是“生正逢时”。这四个字曾被邵燕祥写进悼念吴祖光的诗中：“心无旁骛争民主，生正逢时忆国殇。”还曾被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津用来命名他的自传。我不知道吴祖光刻意用这四个字的真实心态，恐怕有玩世不恭、讥刺时事与感叹命运的反讽意味。在邵的笔下，反讽中还夹杂着悲愤。
当屠岸老最初跟我说，要用这四个字做书名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反讽。但进而一想，他极少用反讽手法。所以，我还是取了这四个字的正面含义。他是漏网右派，也曾被关过牛棚，下放农村，种过地，掏过厕所，但跟吴祖光被发配的境遇比起来，这些算是比较轻的处罚。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他全都经历过，流亡的磨难，被隔离的痛苦，他曾几乎要自杀。按照习惯的观念和说法，他也是“生不逢时”。
但屠岸老自己不这么看。“生不逢时”往往与“怀才不遇”紧密相连。他的才是遇到了伯乐的，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从学习到工作，他还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尽管跟他浩大多样的才能相比，那“地”太小了，他在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外语等多方面的才华并没有全都用出来，尤其是音乐，一生只局限于欣赏，而没有创作。但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文学家，有许多人给过他帮助，书中有大量关于他的前辈文人的记述。他们的恩惠他全都记得，而且设法回报；在他们去世之后，来不及向他们回报的，他就转而帮助他的同代人和年轻人。这种恩恩相报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学场域中一道美好而感人的风景。另外，“生不逢时”的“时”被一般人理解为“时来运转”的时，跟“运”由坏到好的转变有关，简直是鲁迅所说的“运交华盖”。
而在屠岸老看来，“时”就是“时间”、“时代”等客观存在，跟充满主观想象和期待的“运”没有必然的联系。时间哪怕里面充满了黑暗、愚昧和暴力，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可转换资源！关键是人如何去利用或者说转换它。如果你内心没有强大的转换能力，那么，你就会消极等待“时来运转”，稍稍遇到挫折，你就会悲叹“生不逢时”。如果你内心有足够强大的转换能力，那么，你就会主动想方设法去把厄运转换为好运，即便乌云遮住你头顶的天空，一时无法驱赶，你也能泰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战争、逃亡、饥荒、迫害等坏事和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好事一样，完全可以等而视之，都是需要我们去经历和转换的资源，而苦难和困惑被转换成伟大艺术作品的可能性更大。屠岸老就有着这种强大的转换力，所以他才自信而豪迈地说：生正逢时。那么这种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在他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里，对艺术（本质意义上的而不是符号意义上的）的虔诚信仰里。尤其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拥有60多年党龄的“老革命”，他没有拿共产主义信仰来唬人。因为他从6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深深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能落实于日常生活和满足于创造需要的信仰，才能持续释放出抗击与化解苦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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