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的名著，令每一位读者都难以忘怀。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反宗教，但到大革命后，法国和欧洲的基督教会无一不振兴；法国的中央集权并不是新制度的产物，而是法国的传统，大革命使法国发生了巨大惊人的变革，但有些东西却经
从中国社会本身立论就要抛开从西方历史总结出来的概念和社会发展模式，就不要用西方历史理论来框架中国历史社会，然后削足适履地修正以自圆其说，而需要饱含对中国的敬意和同情，实证地探究和解析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从而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各种传教士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歪曲和偏见，真正获得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客观、中正、公允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方面接续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生命，一方面使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和认知自我，重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品质。
当我将晚清与民初相对照，一一排比分析时，竟惊奇地发现，晚清所赞赏和追求的，在民初却是要批判和否定的，在晚清作为近代的因素，在民初却变成异化或反动的力量。晚清作为近代化动力、备受推崇的军人和军事、商人和资本主义在民初却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新的学校和教育不能为民族和民众带来新文化，培养近代人才，却训练出反政府的革命者；国家的政体和国体错乱，共和变党国，民主成独裁。
那么，这种异化或反动的成因是什么呢？无疑，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的关键。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性及其表现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研究了古代和近代知识分子，但一般都绕着批判性、人格、知识、传统与现代等打转，既发明不出新义，也没有获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准把握。在我看来，要达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确切理解，不在于研究个别和数群知识分子的思想，更不在于研究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人生道路，对近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关键也不在于传统与现代，而在于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来审视知识分子。而一旦将古代知识分子与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上的作用进行考究辨析，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长期稳定和发展，而近代中国则动乱和革命不止。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无论袁世凯与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其关键在于没有像古代中国一样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找到正确、适当、妥帖的位置。结果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政府和民众不知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几方不是过了，就是不及，常常措置失当，引发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这其实不是思想和政策的问题，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曼海姆早就指出，连接知识分子的唯一要素是教育，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教育也早已成为一个共生体，特别是通过选举制度与教育制度，政府、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意识形态、思想和价值观化合为一，有效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即使政治动乱，王朝更替，人民起义，外族入主，社会结构也仍延绵不绝，固若金汤。
近代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平衡器，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中国近代教育既没有在政治上培养出国家公民，也没有在经济和社会上培养出具有近代知识和技能的普通和专门人才。近代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阶级的再生产，却没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不畅，精英循环，而在一个社会动乱和大变革的时代，精英循环是甚为少见的。
近代中国教育最失败的还不在民众的教化，而在精英的塑造。教育权的失落导致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危机，教育的分崩离析导致国家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分裂互斗。因为教育由不同的主体所办，教育体系不同，教育目的、人才培养目标、方法手段等大相径庭，结果教育所赋予知识分子和国家精英的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国家精英之间、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在观念、思维和行为上的不同，彼此又不能相互理解、协商和妥协，因此形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兵戎相见。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作为有关。与古代知识分子重在建设不同，近代知识分子批评有余，建设不足。近代知识分子对政府不满，对民众也不满，对现实不满，对传统也不满，总是批判一切，看不起一切，唯独对自身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然而，近代中国不要说没有形成德国和法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高峰，产生康德、歌德、席勒、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式的人物，就连泰戈尔、甘地也难得一见。究其原因，恐怕在于近代知识分子只知紧跟如白驹过隙的西潮，潮来潮去，潮涨潮落，而缺少深刻的思考和理性的创见，更关键的则可能在于对中国传统缺乏必要的吸收和弘扬。
《新制度与大革命――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教育为中心》，叶赋桂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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