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 刘毓庆 &nb
sp 郭万金
刘：前天有一位南开大学的朋友来太原。说起国学时，他就很不理解地说：“国学怎么就会热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他并且说：“这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起来的，要充国学大师，所以有意炒作。用不了多久就会退烧的。”
郭：现代媒体的炒作确实炒出了不少“大师”，不仅限于国学，各式各样的大师名号充斥在了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之上。
姚：确实，现在所谓的“国学大师”太多了。连一些不三不四的学者，也成了“大师”。但说“国学”是这些人炒作起来的，这恐怕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学爱好者，是一些普通的百姓，并不是什么学者。相反相当多的学者对国学却抱着怀疑的态度。靠所谓的少数冒充大师的学者，是不可能搞出这么大的动作的。
刘：关于“国学热”，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国学兴起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层百姓，更多的是学生家长；一是海外学人。这两个方面的人士，关注着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天下亡”的问题，一是“人类亡”的问题。所谓“天下亡”，用顾炎武的观点说，就是仁义充塞，至于率兽以食人，道德沦丧到了极点。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被淡漠，为金钱奋斗已成为冠冕堂皇的事情，再不需要遮遮掩掩，于是见利忘义的事情频频见于报导。像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食品之类危害全社会的不道德行为且不必说，就青少年道德危机问题，也够大多家长担忧了。曾经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谈的是儿子起诉父母的事。儿子出了车祸住院，需要约10万的医疗费。父母一着急，又卖房子又借钱，幸好肇事司机又赔了10万。最后医院收了8万。父母把多余的钱，还了因儿子娶媳妇欠下的债。这样儿子就不干了，说这钱是他的，父母无权处理，要求父母把钱还给他。在金钱的面前，他完全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忘记了父母为了给他攒钱舍不得住旅店而露宿街头的生活。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为了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于是就想从国学中寻找道德资源。尽管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国学的含义，但他们知道国学是一个价值系统，代表着中国的传统道德与文化。应该让孩子接受传统道德的教育。这就是社会上相当多的人把《弟子规》、《三字经》认作是国学的原因。
郭：我同意刘老师的看法。此外，我想，是不是有这样一层文化原因。一百年前，章太炎先生那一代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提倡国学，他们希望在西学狂潮中保存国粹，所延续的是顾炎武“国可亡，天下不可忘，存学以存天下”的思路。章太炎先生，就曾说过，一个民族所以自立的“元气”，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而国学正是民族“元气”、文化传统的最佳载体，他的提倡国学在很大层面上正是“学存天下”的实践。但时过境迁，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相似事件中必然有着历史的差异，随着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民族自信心也不断增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一直处于向外国学习的状态，无论苏联，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范围很广，当然也涉及文化。现在的中华民族不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还看到了域外文化的许多弊端，同时，许多国家也在向中国学习。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自己的文化，需要足以自立的“民族元气”，大家将目光投向传统，从而有了“国学”的重提，进而被炒热。这背后，应该有民族文化心理的推动。
姚：你们说的有道理，近几年的国学热确实是从下层兴起的。前一段有人送给我一本书，是关于当代私塾学校的，后面有现在私塾书校的名录，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六、七家，甚至十几乃至几十家，大多是针对学前儿童与中小学生的。所讲的课目有《弟子规》、《三字经》、《孝经》、《论语》、《孟子》、《老子》等等。听说非常受家长欢迎。因为学生学了，马上就能见诸行动，知道了怎么样对待父母、长辈，懂得了仁义礼智行。还有一些企业家，他们也很热心于国学。你们办“国学大讲堂”，听说就是企业赞助的，这不很说明问题吗？好多企业家把国学与传统道德联系起来，希望自己的职工接受一点仁义礼智信方面的教育。有一个企业家来访我，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说他们花费了很多钱，把聪明能干的年青后生送出国去学习。学成归来了，可是因为工资待遇不满意，却跳槽走了。有的是另起炉灶了。良心道德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了。这种情况也确实让人痛心。如果有道德意识，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刘：近些年来，经常有企业来找我去给做关于国学的报告，他们说得很明白：“让我们的职工接受点传统道德的教育吧。”很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学就等于传统道德。人不能没有道德意识，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国学。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郭：许多家长也这样看，尤其是当多数学校还是以知识培养为核心关注时，道德教育多半要依赖家庭教育来补充，因此他们也同样希望提倡国学。我们的国学大讲堂就经常有带着孩子来听讲的家长。
姚：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学热其实是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而不是少数人在上面发动的。章太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这场由最基层民众发起的国学运动，恐怕不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很快退烧，它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作为知识群体，应该理解民众的诉求，积极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而不应该在一旁嘲笑他们不懂国学讲国学。
刘：国学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一批学者对于“人类亡”问题的思考引发的。20世纪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类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神话。科技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极大地唤起了人类的贪欲。不知满足的物质追求，导致了人类重重危机的出现，直接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于是著名科学家霍金提出了一个难题：“人类如何才能生存一百年？”西方文化把人类引上了绝路，于是一批学者开始面对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进行思考。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就曾警告西方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原初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僵死的走向死亡的文化，可是到晚年的反思中，却认为：“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在1988年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著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也提到：中国圣哲思想，有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地球村”未来的中心。海外学者的这种声音，不断通过文字媒介传入中国大陆，激发了中国学者久被压抑的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于是开始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来着眼，提出了这种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
郭：确实如此，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延续历史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五千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劫难，却依然屹立于东方。之所以能千载延续的原因，就在于华夏文化中有一种坚韧绵亘的合理内核。如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天人合一的宇宙理念等等，太多了，不仅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更值得我们身体力行的去实践。
姚：你们总结的有道理。不管是“天下亡”还是“人类亡”的问题，着眼点都在人类的下一步发展。中国有句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类在一个世纪以来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远虑，只顾眼前利益，因而带出来了掠夺性开采资源导致生态大破坏问题的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可以使人类“未雨绸缪”，尽可能的避免大灾难发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学者比我们更了解西方，因此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国文化有利于持久生存，不利于眼下竞争。在一百年的“列国竞争”中，人们抛弃了中国传统。在考虑人类继续生存问题的时候，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中国文化，思考这种文化五千年没有间断的秘密。人类是在反思中前进的，这也符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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