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为“清末新政改革与晚清政治小说”的报告中，她首先指出，近十年来，史学界对慈禧太后新政开始做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而这对文学研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厘清政治小说的源头和定义时，叶凯蒂大声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能不能封闭自守地来讨论中国文学而不面向世界？这个方法是否是个极大的漏洞？我们是否可以讨论历史而不涉及小说，或是讨论小说时不涉及历史”？如果尝试打破中外和学科之间这两条界线，无疑“会带来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相对于其他的小说类别，政治小说是舶来品。1840年，时任英国首相的Ben鄄jaminDisraeli创作出《少年英国》三部曲，在小说中，他提出如果英国要避免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流血事件，贵族必须给予资产阶级权利。《少年英国》三部曲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影响非常大，成为政治小说的滥觞。此后，这一小说门类经由日本传入中国，而在此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关键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在去往日本的船上即开始翻译日本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1898年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启超在理论上首次对政治小说作了阐述，并且创作出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成为中国政治小说的鼻祖。
政治小说虽然在各个国家针对的问题不一样，但基本具备以下特点：写作者是政治家，而非职业小说家；作品内容是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理想的建设，而并非仅仅是对现状的批评和批判。“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并不属于政治小说，因为它们只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和谴责，并没有对中国‘往何处去’提出自己的理想和出路”。
在叶凯蒂看来，政治小说的贡献在于，它在中国文人文体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上下之通的公共空间。1904年和1905年间出版的《新镜花缘》和《黄绣球》，1909年至1910年间陆士谔的《新三国》《新中国》等这些作品中，作者非常严谨地针对一些具体的新政政策如经济、教育、人才等问题与朝廷做讨论。“政治小说不仅创造了新词汇，创造了一种寓言性语言，也制定了文人士大夫和朝廷一种新的交流关系”。
在西方，忽略国家的作用和声音是讨论“公共空间”时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论述中，基本没有涉及到国家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作用。“中国更是这样。史学研究者在讨论‘公共空间’时，也几乎将清朝完全忽视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漏洞。”叶凯蒂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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