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的身上，随时揣着一个小本本，那是他作为一个敬业的小说家的表现。他会随时记下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有意味的、有价值的东西，少年张冲的点点滴滴，也在那个小本本上，跟我讲的时候，他不时地掏出那个本本，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沉郁忐忑。他问我，你觉得这能构成一个小说吗？会不会有意思呢？值不值得写出来？我知道，与其说他是在问我，不如说是在问他自己。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对写作的敬畏在他的身上表现的特别夸张，看似强悍的杨争光，在进入创作之前，胆怯得像个将入洞房的羞涩的新郎。未等我回答，他似是自语地接着说，我觉得这些材料还不足够。而我当时也无法想象，这个惯写成人、长于挖掘国民性与人性的作家，会把一个少年题材处理成什么样子？听上去像是一个与对抗有关的成长小说，但是塞林格早已经写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难道张冲会变成另一个霍尔顿？
觉得材料还不足够的杨争光，回到西安之后，稍作停留，很快又回到了他的老家乾县，那是少年张冲成长的地方。听说他找了张冲的老师、同学、父母和亲戚们聊天，又听说他到中学里和师生们座谈呢，后来他在电话里说，借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全部课本在读。我知道杨争光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做了最笨的功课。所谓深入生活，就是深入到生活最本质的地方去，深入到能够打穿打透的穴位上去。
我一直很奇怪，曾经做为诗人的杨争光，为什么总是不善于给自己的小说起名字，以至于让《赌徒》、《买媳妇》、《老旦是一棵树》、《公羊串门》、《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开始》这些平实的名字，失去了先声夺人的刺激，从而掩盖了他的小说的光芒。如果说《赌徒》和《老旦是一棵树》还算是以平实的名字切入了小说本体的话，那么，《少年张冲六章》，则是让他最为犹豫和纠结的一个篇名了。小说定稿寄出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他整天催我：快想么，给书起个赢人的名字么。我先后给他拟了一堆名字，但又一一都被否决了，长久的犹豫与纠结之后，还是回到了最初的书名。
杨争光对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批判，早在《越活越明白》这部长篇小说中就已经表现出了锋芒与思考，可惜，那本小说被误读的太多了。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知识分子吗？有几个？如果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具有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个人立场和批判精神，那么，张冲实际上是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少年张冲是个可能长成为知识分子的好苗子。在小说第五章里，张冲为什么总是和课文里的说法想的不一致？为什么总是和老师作对？为什么总是和父亲的想法拧着？张冲以他未经污染的纯真、以他自由不羁的天性、以他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以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劲儿，一次次地冲撞着强大而又无形的空虚的实体。可惜的是，教育制度以及制度之下的老师家长和社会认为，他是个问题学生。
张冲在初中毕业时的“自我总结”里说：“我上了九年学。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也还喜欢学习……我爸给我支了个石头桌子……我爸说石桌是火箭发射基地。他希望我好好念书，考大学，将来能上天入地成龙成虎，其实就是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大人物。……后来，我让我爸失望了。……我不爱学数理化，英语更糟，有点兴趣的是语文……我喜欢……一喜欢就乱动脑子，出洋相，故意惹老师生气，让老师难堪……我成了问题学生。我承认我是问题学生……”张冲这样的一个很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怎么就变成了问题学生呢？值得深长思之。
成长小说的成长像少年的成长一样艰辛，在我们这里，除了教化与训戒的、比教课书略微好看一点的少年题材小说之外，以我的阅读所及，似乎还没有看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成长小说。也许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的影响太深，我们的作家们在“寓教于乐”的主张下更多的着眼于“教”而忘记了小说的本义，结果便是像课文一样的乏味。在这样的“成长小说”背景下，少年张冲的出现，几乎是一个“新人”。我是指在我们的小说人物群像中的“新人”。而随着这个“新人”的出现，我们也不能不对作家杨争光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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