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建党起，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在犯着形形色色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血
了解了这层关系，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所犯的各种错误的因由，我们可得一真确的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多数时期一致，但其中又有差别，但最终共产国际会服从苏联的需要；另外二者对中国的实情并不了解，而是死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对中国革命予以指引，且通讯又并不总是畅通及时，在关键时刻，二者对中共的指导有时还体现出前后矛盾，而且有时滞，完全赶不上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这种混乱状态，对刚刚成立，在物质、指导思想和组织发展等方面全面依赖共产国际的中共而言，其灾难性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对这些历史过程的细致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国际早期的指导思想是列宁主义的，还基本上具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无私性质；而在列宁逝世之后，在苏共高层争夺领导权之时，则完全是政治实用主义甚至是机会主义的；而在斯大林当政之后，则基本上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共产主义。中共只是机械地守着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强调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教条笨拙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完全不能正视和评估本国的国情。实际上，像陈独秀这样的领导人曾经已认识到问题所在，但完全没有办法抗拒共产国际的强硬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早期中共的对外和对内行动如果不屡屡出现可怕的偏差，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差别，以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要求抗日之时，中共居然还把“保卫苏联”作为指导行动的首要方针。这种不切实际的“革命”，笔者以前觉得难以理喻，在读完《“中间地带”的革命》之后，方才豁然开朗。
提及民族主义，笔者认为，《“中间地带”的革命》的另一个亮点是，对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特别是蒋介石的地位进行了谨慎的重估。笔者认为，这不仅具有正视历史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当下国、共双方正在努力寻求第三次合作之时，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其实，蒋介石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领袖，是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蒋介石一直是个称职的民族主义者。从《“中间地带”的革命》提供的材料来看，早在1924年3月份，他对联俄问题就有警惕，他说：“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从以后的历史看，苏联在日本侵华之时，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及在雅尔塔会议上和英美对中国问题所达成的默契，印证了蒋介石的判断也不无道理。而且，作者的爬梳显示，蒋介石也并不是完全消极抗日。实际上，在第五次围剿红军以后，蒋介石已经较为自觉地部署对日作战，而不是直到“西安事变”，才被逼抗日。
笔者以为，单凭这两点，以前我们给蒋介石以完全负面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而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至死坚持不分裂祖国的行为，也证实了他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作为爱国主义者自有其地位。
《“中间地带”的革命》的重点是探讨中共革命成功的因素，因为它的国际视野，从而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尊重历史，恰恰是能够更好地突出中共革命能够成功的内在合理性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中间地带”的革命》也恰在这一点上略有欠缺。
依据书名，“中间地带革命”一词，是毛泽东在东西对立的背景下，对世界的中间地带发生热战的可能性的创造性表述。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在主观上虽然受惠于苏联，在客观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也使当时处境艰难的中共获得了喘息之机。但这一点无法解释，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拥有空前的国内威望，外有美国的支持，苏联也一度和国民党政府明通款曲，且中共当时的军事力量，客观地说，不足以和国民党军队抗衡，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在内战中依然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溃败，这不是单纯的军事主义观点或是外力影响所可解释的。笔者认为，若不仔细考察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需求所在，只寻求这一事件的外因，显然不能够令人信服地完成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因果解释。对笔者的这一疑问，在《“中间地带”的革命》这部厚重的大作中，并不能找到有效的回答。显然，我们还需要一个超越“中间地带革命”的视野。当然，这是笔者吹毛求疵的要求，应当无损于
《“中间地带”的革命》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5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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