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来纪念一份学术刊物

2010-07-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宁（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我有话说

我最近同时在读两本外国书，都很有意思。一本是由英国研究全球化的权威学者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和杨・阿特・肖阿特（JanAart　Scholte）共同主编的四卷本大型工具书《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英国路特利支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涵括四百多个条目，历时三年，由全球一百

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我本人因为近年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论文，并且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演讲，因此当年这部书开始编写时，我便被邀请担任副主编，同时任人文部分的主编。在拟定条目时，我提议加进了一些文学、文化方面的内容，如世界文学、世界电影、比较文学、东方主义、翻译等。另外，我也邀请了一些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的华裔学者参与撰写条目。我想这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华裔学者借此机会可以参与主流话语的学术讨论和对话，从而突破习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模式。其二，由于各学科领域内的顶尖级学者的参与，这对于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什么是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深入浅出的指南性工具书。这部百科全书出版以后，国内出版社争相购买版权，最后由译林出版社购得。我本人负责组织中文版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当我再次从中文的角度重新校读这部百科全书中文版时，倍感亲切。由于我的工作不仅是主持翻译，还要审校全部书稿，因此得不时地对照原文对译文作些修改和润色。这样，不知不觉地我已经把这部书从头到尾读了好多遍，确实感到受益匪浅。最近又在审读中文版校样，估计今年9月可以出版了。

另外一本严格来讲并不是图书，而是一份学术理论刊物的专辑。国内文学理论界也许知道，2009年，著名的国际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以下简称《新》）迎来了创刊4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该刊创刊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术院通讯院士拉尔夫・科恩光荣退休的日子。新任主编为了纪念老主编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约请学者们撰稿，最后编辑出版了一期题为“向科恩致敬”的专号。这期专号的内容十分丰富，分为三个部分：（1）科恩对《新》的学术贡献；（2）科恩本人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尤其是文学史和文类研究方面的深度研究；（3）作为《新》作者成长的历史。第一部分旨在对《新》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和在理论刊物出版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做出历史的评价，第二部分针对科恩本人的研究，第三部分是一些科恩当年的同事和受到其提携的学者们的回忆文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科恩和《新》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以及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写作的现状及未来的建设性意见。

应邀为专号撰文的国际著名学者和理论家有当今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家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新历史主义的鼻祖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法国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和作家海伦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托利・莫伊（Tori　lMoi）、世界主义和全球正义研究的权威学者玛萨・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在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阐释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接受美学在当代的掌门人汉斯・乌尔里希・冈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后现代主义讨论的积极参与者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等。

我本人的第一篇长篇英文学术论文《面对西方的影响：重新思考新时期的中国文学》（Confronting　Western　Influence: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New　Period）发表在《新》上，因此与这份刊物颇有些渊源，我本人也有幸应邀为这一期专号撰稿。现在回忆起我所走过的道路，不禁感慨万千。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总是很失望――有影响的英文学术刊物上，很少见到中国学者的名字。我不禁问道，难道中国学者果真在国际学术界失语了吗？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从事英文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的失职。

当时我应邀到欧洲的一些大学演讲，后来根据演讲稿修改而成的论文，在合作导师佛克马教授的帮助下，寄给了《新》。一年之后收到科恩教授的亲笔回信。我清楚地记得，他用的是《新》的公用信笺，三页纸用打字机写得满满的。信中，他首先肯定了文中信息和资料的丰富，对于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帮助；其次指出叔本华、柏格森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思潮在西方已经过时，希望就西方学界感兴趣的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等多展开论述；最后又指出我英文写作的诸多不规范之处。科恩在信的结尾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对以上问题做出重新思考和修改，他愿意考虑发表我的文章。

我后来又花了一年时间，几乎将这篇文章重写了一遍，最终发表在《新》1993年第四期。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说奠定了我在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地位。此后很多学术刊物和大学纷纷发来约稿和前往演讲的邀请。

近来，我一直在读这期纪念专号，打算将它译成中文。如何纪念一份重要的学术刊物及其起重要推进作用的编者，如何对一个学术思潮的演变进行梳理，我想这对于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学术界往往有三种人作出不同的贡献。第一种以其思想取胜，其理论对同行和后来的研究者产生启迪和影响；第二种是在某一领域内做出精深的研究，成为奠基性人物；第三种人通过组织学术活动、主办学术刊物，扶持一大批学者。科恩应兼属后两者。他本人并不是理论家，但他具有对理论的前瞻和敏感，能够把握理论前沿，看准作者的潜力。上面提到的作者有很多人的代表作就是发表在《新》上，并通过它的中介而成为国际著名学者的。中国的学术刊物若能办到这样就功德无量了。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科恩教授的人品非常好，他从不接受其他刊物的约稿，也很少到别的大学里去演讲，即使有时去他也宁愿自己出旅费，这样他就保证了《新文学史》用稿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相比之下，中国的不少学术刊物的主编往往利用自己刊物的资源和平台，到处写文章、讲学、办会，甚至向年轻的作者收取版面费，以此来捞取好处。这样学术的公正性就很难保证了。

（本报记者　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