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等学术不端的问题屡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
一定的量化考核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教研人员的积极性，便于衡量学术上的优劣长短。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一定的数量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客观反映一名教研人员在一定时间内的工作状态，因为要做出一定的工作量，如果遵守学术规范，有关人员总得付出相应的努力。另外，只要认真搞科研，有了数量，学术眼界宽了，积累的资料多了，科研的技巧高了，量变引起质变，对促进科研质量的提高也很有帮助。
另一方面，假如取消这种量化考核，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很难维护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制度、工作纪律和工作秩序，在职称晋级、申报研究生导师、申请各级各类科研基金、评优评先等方面也失去了有说服力的能进行衡量、比较的基本依据。比如，有的人聘到高级职称后，认为“船到码头车到岸”，于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一定的量的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区分一个人是在混日子还是在努力。再如，两个人竞争一个研究生导师的名额，就要拿出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成果来“示众”，在质量难分高下的情况下，数量多的就更有说服力。
笔者在大学先后学过历史和文学专业，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些情况也略知一二。《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称，人文学科具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终身写就一本书”的学术特征，这种说法恐怕有些夸张。的确，文史哲这类人文社会科学讲究厚积薄发，要想做出有创见的成果，需要研究者作较长时间的研读、思考、积累，但“厚积薄发”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不能绝对化。如果研究者长期专攻一门学科，有了一些功力，积累了不少材料，每年发表两三篇有见地的论文，三五年写出一本有创见的专著，都是很正常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不偷懒，但三年写不出一
篇论文，就可说明此君三年内在本学科领域没有新发现，学术水平低下。就算要花十年写一本书，这十年内也可以将部分成果先拿到刊物上发表――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做的。再看看中国近百年来学界公认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基本上都是著作等身，比如去年去世的任继愈、季羡林。
因此，“量化”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量化评价指标的设置要科学、合理，对量的要求要适度，要鼓励、引导教研人员更多地追求成果的质量，也就是要建立以数量为基础、以质量为核心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不宜完全抛弃数量，片面追求质量，因为学术质量是个无底洞，学术创新永无止境；如果为了追求完美，人人都要打磨三年才发表一篇论文，几十年才出一本专著，如此低效也不利于学术在互相竞争、借鉴中较快发展。没有质量的效率和没有效率的质量，同样都不可取。
福建省福州市 黄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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