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联书店在1995年出版了《中国通史》，其在“出版说明”中写道：“自1953年第一编问世以来，历经四十余年方始出齐全套《中国通史》，足见学术建设之艰辛。”可见对于这套书的重视，并被视为经典书目。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等先生著。
范文澜先生对其中第二册还有两次修订：一是1957年的“本编草稿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勤加磨湛，帮助我改正很多错误”；二是1963年的“原来有一些历史地名和其他疏误”“现承再版之便，斟酌改定”（《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9页）。范文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香港三联也享誉海内外，可谓名家名书。
《中国通史（二）》关于“焚书坑儒”的年份，一是在“焚书”部分写道：“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二是在“坑儒”部分写道“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
众所周知，这两个时间都是错误的。查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焚书”和“坑儒”所在自然段里确实没有确切年份。“焚书”的前段有“三十四年”，“坑儒”的前段有“三十五年”。根据《中国历史纪年表》，“三十四年”是指“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应“戊子”年和公元前213年。
可见，这段记载只能靠推测来判断历史年份，可能导致了本书的时间错误。错误原因如下：
1、《史记・李斯列传》有一处明确记载“焚书”的是“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无“坑儒”记载）。这里可以确定“焚书”的时间应为公元前213年。
2、《资治通鉴・秦纪二》在“三十四年”栏目里是“焚书”的记载；在“三十五年”栏目里是“坑儒”的记载。“焚书”与上段的年份相同，并对“坑儒”有明确记载。
3、校比中国史学著作，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中，“焚书”的时间为：“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坑儒”为“第二年”。
4、校比外国著作，罗素著的《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7页）说：“该敕令在颁布二十二年之后（公元前191年）就被废止了。”推算出焚书为前213年。
5、参证辞书的条目，《辞海》（第六版，第0611页）中，“焚书”的时间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坑儒”的时间为“次年”。
6、再看教科书。人教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十课和高教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均同上。
根据以上六方面的考证和校比，可以确定范文澜先生著的《中国通史（二）》关于焚书坑儒的时间有误：焚书的时间不是公元前212年而是公元前213年，坑儒的时间不是公元前211年而是公元前212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焚书坑儒”的年份在中外学术界却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如章太炎1901年写的《秦献记》和1910年写的《秦政记》关于焚书坑儒以及秦始皇的部分均没有具体年份。（《章太炎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4页和499页）再如马克斯・韦伯1920年著的《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0页和94页）有大量关于焚书坑儒的论断和摘引，但是查遍全书也没有年份的引文。
为什么20世纪前叶这么著名的学术专著引用“焚书坑儒”时却依然没有遵从学术惯例明确的引用具体时间？是无意忽略还是心存疑问，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说不准还会有新的发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史应细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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