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要立足现实，服从国家总体战略部署，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又要克服闻风而动、盲目冒进的态度，争取谋而后动，努力奋进。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区域特色经济。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关键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西部各省区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缺乏核心竞争力，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过分追求小而全的模式，没有体现各地区的优势。因此，西部大开发应以市场为导向，走集约化道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模式和市场导向型开发战略，根据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注重投资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克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现状，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西部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农牧产品深加工、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建立能源、冶金、石化、机电一体化、稀有金属材料、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群。重点培植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特药品、新材料、环保节能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结构的效率最大化。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西部地区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薄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经济要获得快速的发展，迫切需要改变封闭落后的状况，加快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信息网络、水利枢纽、电网、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与国内外的联系和资源共享，为国内外人才、技术、资金等经济要素的流入创造良好的环境。国家应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启动点，继续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并根据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针，积极争取民间投资、引进外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是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资源，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大开发过程中，应对区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自然资源进行整体研究、综合分析，针对各个省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建立生态保护示范区，界定区域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战略功能，规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框架。生态环境保护应坚持科学性、持续性的原则，对生态环境保护实行法制化管理，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法规，使生态环境保护有章可循。开发活动必须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开发项目必须进行环保评估，合理利用资源，控制和治理污染，保护生态资源、自然景观、名胜古迹，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加大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减少西部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投融资体系。加快西部开发和建设，当然要加大国家资金投入，但由于国家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借贷等，因而投入总量毕竟有限，无法解决西部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贯彻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资金运行市场化的方针，多渠道增加西部开发的资金投入。国家西部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扶持主导产业上，通过国家对主导产业的重点投资，引导社会资金向这些产业投入，真正解决主导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政府在财政、税收、融资、利率、信贷等方面应给予西部更大的扶持，如加大财政中用于西部开发的投入比例：适当降低西部地区企业的所得税，免征资源开发型企业的资源税；对于西部的资源开发、基础建设、节能环保、生态农林业、旅游业、高新技术等企业，在申请发行A股及在未来创业板上市给予了政策倾斜；实行东西部差别利率制，适当提高西部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及银行准备金；通过财政拨款、发行债券等方式，筹建西部开发投资基金；同时，国家应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并通过税收、信贷、价格等政策导向，广泛吸收社会民间资金，构筑全方位的投融资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开发的资金需求。
加大中心城市建设，发挥城市辐射功能。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主导产业群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它们往往集中于区域的中心城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西部大开发依赖于中心城市增长极的带动。针对西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资源匮乏的局面，应将中心城市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加大对具有相对资源和地理优势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兰州等西部中心城市的建设，发挥它们经济实力较强、投资环境较好、资源比较集中的优势，强化其聚集效应和扩散带动效应，从而带动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西部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此外，国家应借鉴深圳、珠海等特区发展的经验，在西部选择几个投资环境好、潜力大的城市，给予了优惠政策，以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为主要手段，形成外联国际、内联东部、发展高产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对西部开发起着广泛的示范功能。同时，这些特区城市与外界的人才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能带动西部经济向国际化演变，从而推动西部经济跳跃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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