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社会职务。1983年获“吴玉章奖”，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获中国图书奖。五十年代以一部《中国近代史稿》蜚声史学界，八十年代又以《简明清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清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组织了一系列重大研究课题，培养了一批史学研究的学术人才。
1944年，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运输系，因专业与志趣不投，不顾家人劝阻，决然放弃了交大的两年学历，1946年又重新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北京大学这座素有科学与民主传统的学府里，我不仅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更受到了浓郁的民主气氛的熏陶，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在历经了“沈崇事件”引发的学潮、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以后，我在1947年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并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又参加了进步社团“南北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当时的北平，进步学生遭到通缉、逮捕，在1948年的“八·一九”黑名单上，我也被列入其中。为了避开政治迫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了当时设在河北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1949年，当我随同华北大学回到北京时，这座古都已获得了新生，正在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此后我一直在这座学校里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个学者在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时，一般都是出自自己的志趣，但我却与众不同。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都是根据组织的安排和工作的需要不断变换研究课题的结果。
当初在华北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到该校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担任著名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的助手。在解放之初，为了配合全国范围兴起的学党史、学革命史的热潮，我以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写作了《中国抗日史演义》，还与彦奇一起协助胡华编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将所得稿酬捐献给志愿军购买飞机。
1952年，我被调到人民大学新成立的中国历史教研室承担近代史教学工作。当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高等学校的教学缺少合适、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实践中我感觉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亟待开辟，因而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填补了这一史学领域的空白。1959年，我应邀参加了全国群英会。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民大学复校，我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这是遵循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在六十年代就已经着手筹建的研究机构。从此，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的学术研究重点又转移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清史所的任务和长远目标是编写大型清史。为了培养和组织清史研究队伍，并满足社会上学习与研究清史的需要，我与清史所的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写了《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于1980年、1984年出版后先后被评为国家教委的全国优秀教材，并获得了吴玉章奖。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是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也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从古至今传承未绝的唯一文明。修纂历史具有文化、历史、学术、现实等多方面的意义，清史的编修在今天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清代距离今天很近，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要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可。修纂清史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说清朝的文化贡献要举出《四库全书》、《明史》，说明朝的文化贡献要举出《永乐大典》、《元史》，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编修清史同样是一代盛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国内的清史研究界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之后，已经具备了编修大型清史的条件。修纂清史，正其时也。我这个在党的关怀下走过了大半生治学道路的老史学工作者，能够身逢修纂清史的历史机遇，参与当代具有标志性的这项文化工程，深感是一幸事，对此充满信心。在此，我也呼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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