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最近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现代性研究译丛”。这套丛书是西方学者在其特定的语境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表述，请您介绍一下现代性问题的含义及其与大众的关系，它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周宪： 现代性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市场经济到住房改革，从大众文化到签订合同，现代性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加以理论上的概括，就有了现代性这个概念。简单地说，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时间范畴，用以描述不同于古代传统的现代时期，它的对应概念也就是传统性。其次，现代性又是一个描述现代时期社会文化总体特征的概念。比如工业化、都市化、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人口迁徙、市场经济、宗教与世俗事物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和文化的分化、劳动的社会分工、科层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法治等等。第三，现代性还指一种思维或看问题的方法。诸如科学、理性、进步、民主、平等等观念。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的反思性（或自反性）和自我批判。
记者： 现代性问题发端于西方，请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并就目前中外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及差异做一描述。
周宪： 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最初出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篇文章（1863年）中，但现代性的思考早已存在，有人说卢梭是现代性的鼻祖。历史地说，现代性的讨论在西方大致可以区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现代早期，指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段时期是现代性问题的滥觞期；其次是现代中期，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一大批思想家，都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层面做了深入思考。第三个阶段是盛现代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尤以尼采、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弗洛伊德、阿多诺为代表。第四个阶段是后现代期，即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被置于后现代背景中加以审视和反思。如今，现代性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成为哲学、政治学、社会理论、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关注的课题。
就中国情况来说，近代以降始遇到了现代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到新中国的建立，都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中国日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于是，在新的背景下现代性问题又一次凸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作为一个关键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当然，较之于西方几百年的现代性研究，我们的研究还只是起步阶段，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选编了这套“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独具慧眼，接纳了这个选题，并投入了相当力量来支持这个选题。丛书的选目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性讨论的代表性论著，力求客观地反映出西方学界这方面研究的进展，同时希望为中国现代性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系和丰富的理论资源，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记者： 以您所见，目前现代性问题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难题是什么？
周宪： 从某种角度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族群，它所涉及的问题和领域非常之多。分别来看，在政治层面上，现代性研究涉及到权威的合法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民族国家和身份等；从经济层面说，现代性涉及到市场体制与国家干预等；从社会学层面来说，现代性涉及到劳动的社会分工，专业社会的兴起，权利问题，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等；从文化层面上看，现代性涉及到雅俗之争，大众文化与媒介社会，日常生活的美学化等；从哲学上看，现代性涉及到知识的有效性和反思批判，等等。总之，这些复杂的问题构成了现代研究的网状结构。如果说现代性研究有什么难题的话，在我看来，一是如何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达到整合；二是如何在现代性研究中消解西方中心论和普遍模式的支配，寻找适合于解释本土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构架。这也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初衷之一。
记者： 请概括论述一下中国近代所遇到的主要现代性问题。
周宪： 中国遇到现代性的过程是非常独特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紧迫情势下开始的。所以，近代中国遇到的现代性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状况，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强国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带有许多中国独特的面貌：比如，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救亡很快压倒了启蒙变成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动力。再比如，文化在现代性自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白话文运动，到五四新文学，从中西文化体用论争，到科玄之争等。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许多争论和命题，始终和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诸如“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以美育代宗教”，“文学革命论”等等。再比如，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从近代以工或以农立国的问题争论，到上世纪末亚洲“四小龙”成功的东亚模式的感召，再到当前全球化及其中国现代化对策等，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显得纷繁庞杂。至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以来所遇到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记者： 我注意到，您在谈到中国现代性研究问题时，强调了要“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和必须确定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是否可以理解，在跨文化视界中，就现代性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是中国研究现代性的关键所在。
周宪： 现代性是一个当前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意识是中国现代性研究必须坚持的基本思路。所谓问题意识是指本土问题意识，指研究主体对本土问题深刻而又自觉的敏感性、现实感和强烈的社会关怀，它指向独特具体的中国问题情境。然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一个角度看，跨文化的视野为我们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提供了可能。恰如现代化研究中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同国家现代化路径和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必要参照系。从另一个角度看，跨文化的视野又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审视与国际背景关联起来。即是说，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情境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开放的、相关的情境，它与外部世界存在着错综纠结的关联。没有这样的跨文化视野，我们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就有可能落入一个狭隘片面的视野。从现代性思维方式本身来看，它突出的正是一种反思性，跨文化的视野无疑为这种反思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记者： “现代性把人变成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这一命题，使我想起久违的一个提法：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两者可谓异曲同工，回答了同一个哲学命题。
周宪： 这段话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曼在其《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982年）中所说的，该书也已列入这套丛书。作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连书名都是引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原话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打碎了传统的社会关系，而伯曼进一步强调了现代性所带来的这种后果。他认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过程孕育了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和思想，而这些思想观念旨在使人们变成现代化的主体，又成为现代化对象；既赋予他们改变世界的力量，又在其中改变他们自己。通俗地说，一方面，现代化需要人去创造，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过程又反过来创造人。所以，现代性在把人变成现代化主体的同时也将其变成现代化的对象。这种现代性中主体和对象的辩证法，不妨联系韦伯的一个观点来理解。韦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合理化过程，工具理性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于是，“规章统治人”成为生活的普遍景观。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他们创造了规章；但反过来，他们又是现代化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变成规章统治的对象。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启蒙的反思中，也指出了同样的事实，那就是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技术和手段，但它们又反过来变成统治人的工具，结果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这种辩证关系是耐人寻味的。
记者： 无疑，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使它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新崇”，在众多领域昭显出魅力。请就现代性研究的前景做一预测。
周宪： 进入现代性研究的路径有很多，不同的学科甚至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也有不少。我们更关心文化现代性问题。现由商务出版的这套丛书也是侧重于文化现代性问题。就文化现代性问题来说，今后研究趋向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现代性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层面的复杂互动关系问题，尤其是可能存在着的一种张力关系；第二，文化现代性内部的诸多层面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和区别问题；第四，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独特性，诸如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批高质量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成果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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