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传媒形态和全球化境况中生存层面的关注，使得法国思想家博德里亚尔（Jean Baud r illa rd）更为具体地关注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他将思考的焦点放在信息传播和技术霸权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
在出版《消费社会》、《生产之镜》、《拟像与模拟》、《冷酷的回忆》等著作并获得巨大的声誉后，在新著《完美的罪行》（1995）中，博德里亚尔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宽，不仅进一步研究现代性传媒和技术问题，而且广泛地探索后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对完美的罪行、逼真的技术、镜中之物、冷漠和仇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在他看来，罪行虽然从来不是完美的，但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像在人造世界中心人的签名似的不完善的标记。”博德里亚尔在分析当今世界的典型事例中，澄清了一系列的误区，诸如当代人容易将虚拟的事物看成现实实在，将心造的幻想当成现实，将超验之思想看成必然的境况，将表面现象当成事情本身。尤其是通过罪行的分析，指明将罪行完美地遮掩使之具有合法性，从而达到消除对世界的激进幻想。
博德里亚尔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这个世界的气氛不再是神圣的。这不再是表象神圣的领域，而是绝对商品的领域。其实只是广告性的。在我们符号世界的中心，有一个广告恶神，一个恶作剧精灵。它合并了商品及其被摄制时候的滑稽动作。”后现代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
事实上，当代传媒中的垃圾信息的各种高清晰的意图纷至沓来，人们在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及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如此一来，“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高清晰度的作用：由此产生信息比真实更真——在实时此信息是真的。所以，从根本上看，它是靠不住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这一内在揭示，使人洞悉了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内在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人过分依赖计算机，“人的思维最终只会思考计算机能够接收和处理的东西，或者更具计算机的请求思考。有了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事情就是这样了。在普及的接口中，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世界的这种虚拟行动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带着虚拟的实在以其所有的后果，我们走到了技术的尽头，站在作为非常现象的技术一边。在尽头的一边，不再有可逆性、痕迹、甚至对先前世界的怀念。”博德里亚尔对这种状况甚为忧虑，并进而注意到：非群体性的个体“软性”问题，诸如个人、身体、文化等，成为了当代理论关注的热点。
现在世界盛行的是对理性本身的反动，而事实上理论家们又找不到取代理性之物，于是在思想的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日益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博德里亚尔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加剧人们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是颇具独到眼光的。
在一个技术崇拜的时代，复制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大胆的谋划。“支配这个的不再是上帝，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器官。……我们甚至不再提亚当的脐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必须装上一个逼真的脐，只要我们身上不再有会把我们与真实世界连接起来的期待的任何痕迹。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还是妇女所生，但不久，我们就和试管婴儿这一代人一起返回到亚当的无脐的状态：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有脐。”应该说，博德里亚尔是相当有眼光的。在我看来，衡量一位思想家的最好的尺度，就是看他在所谓的流行文化或者泡沫文化前的反思性深度，以及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达到的文化批评悟性。只有庸俗的评论家，才会对一切新潮的东西加以低能的叫好，才会无原则地从事短期行为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动。
对技术性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当代新文化现象的剖析，使得博德里亚尔的分析上升到文化哲学高度。于是一种独特的人文悲情跃然纸上：“我们既被吞食，又被吸收和完全排除。列维—斯特苏斯划分了两种文化：吸收、吞食和掠夺的文化———吃人肉的文化，及呕吐、排出、驱逐的文化———吸人血的文化，现代文化。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当代文化似乎在两种文化之间，在最深入的结合：功能的结合、空间的结合、人的结合和最激进的排出，几乎是生活必需的排斥之间实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综合。”这种激愤的言辞在这部书中不断看到，使《完美的罪行》成为当代人中真实人生的独特写照，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的合法性的新层面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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