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从1980年《读书》杂志率先发表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算起，其进入中国学人视野也已20余年，但真正有力的创造性回应似乎总是推迟出场。于是，伊格尔顿的这部声称批判后现代思想的专著就值得关注了。
伊格尔顿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当下资本主义的理解有效性，从“政治批评”出发，分政治、文化、历史、哲学四方面对后现代思想展开批判。鉴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多元异质复合体，他没有简单地赞成或反对，而是在辩证批判中寻求对话。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既是丰富的又是含糊”的，对“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的贫困问题表现出惊人冷漠，而只是关注女权主义和族性主义，这一点十分适合于当下资本主义后激进时代。这种崛起于60年代后期政治骚动的思潮，更像一个忏悔的斗士，“成功地劫持了许多政治能量，并将其升华进入能指”。而在文化上，它以相对主义始而以绝对主义终，貌似激进而实质保守，构成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相共谋的关系。相应地，后现代历史观的核心是反对连续性而标举断裂性。对此伊格尔顿针锋相对地指出，迄今为止的历史展示了一种惊人的连续性，即受苦和剥削的顽固持续的现实。他有理由质问：“如果历史的确是完全随机的和不连续的，那么我们怎么说明这一奇怪地持续着的连续性呢？”他是要在历史能指化、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中，试图重新还原或输入被后现代化主义者不屑一顾或删除了的客观物质和社会历史所指。在哲学思维上，伊格尔顿批评说，后现代主义尽管大谈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但经常带着严格的二元对立观进行操作。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是被一种批判精神所激励，但问题是它很少将这种批判精神对准自己的命题。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可谓既尖 锐又灵活务实，这同其开放的建设性对话批评策略有莫大的关系。
伊格尔顿没有把马克思与后现代摆在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而是对后现代思想中的某些有益理论成果大胆吸收，同时不忘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予以评判。面对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挑战，伊格尔顿承认“语言把我们从感觉的牢房里解放出来”，“它的范式就是我们人性的额外标志即语言”，但又坚决反对将其偶像化、神秘化。他表示：“存在于语言之中就是超越语言。”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后现代语言哲学对话的产物，与杰姆逊在《语言的牢房》中提出的“穿越语言乌托邦”的思想异曲同工、相映成趣。
通观全书，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立场贯穿始终。不过，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毕竟与我们有所不同，尤其是当他说“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确实根本与阶级无关”时更是如此。总的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幻象》是一部由国外学者撰写的高水平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专著，作者标举的建设性批评对话策略同样适用于它本身，而这正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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