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20多万件古代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继甲骨、汉简、敦煌文书、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由此激发了“徽州学”的兴起。80年代以来，“徽州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各个方位全面展开。到了新千年，“徽州学”已同“藏学”、“敦煌学”成鼎足之势，而成为又一具有国际性的显学。
最近，由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徽州文化研究所姚邦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徽州学概念》一书，以半个世纪以来“徽州学”各种专题、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着对“徽州学”进行整体把握和系统描述。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徽州学通论”，从学理上对“徽州学”的涵义、“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进行界定和阐释，对该学科框架体系的建构作了有益的探索。下编是“徽州学分论”，分别以徽州人、徽州人文、徽州技艺等三大板块，对“徽州学”所涵盖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予以合理的整合并进行具体的阐述。应该说，对整个“徽州学”作出如此系统把握与全面论述的学术著作，迄今为止，《徽州学概念》还是第一部，它标示着“徽州学”已经开始进入学科体系构建的实质性阶段。
该书作者全部来自徽州本土，对于徽州文化，具有一般作者难以企及的考察之便、感受之深，因此《徽州学概念》比较成功地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的学术品位。
然而，“徽州学”的方兴未艾，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令“徽州学”的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特别的艰巨性，给《徽州学概念》一书的编撰带来严峻的挑战。由于该书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且涉及的问题又非常繁多，因而在编撰者的宏观把握与具体论述之中，缺失与待商之处实属难免。首先，“徽州学”的涵义不易确定，诚如叶显恩先生所说，那是“一个有张力、弹性的概念”，“往往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以及学者自身的视角与理解”，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对此，《徽州学概念》介绍了多家有代表性的意见，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那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与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其次，在“徽州学”研究对象的安排处理方面似有疏忽之处。比如说，徽州是文化之邦，也是文献之海，丰富的徽州文献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徽州学”的研究范围，甚至应该列为重点对象之一。而《徽州学概论》对徽州文献研究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全书总布局中未能给它留有足够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再次，对徽州文化中新安理学、皖派朴学、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工艺、新安画派以及徽州民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效应，作者虽然作了某些理性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然而总的看来，
这一方面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其他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待读者作出正确的评价。
（汪大白：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