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为了完成一篇关于李老的论文，我不揣冒昧，给沙汀写了一封信，向他了解1954年第一次人代会期间，陈毅元帅与李老在北京动物园坐茶馆时的谈话内容。没想到几天之后就收到了沙老的回信。信封和信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小小的牛皮纸信封宽不过二寸。信笺本是横格，沙老将它转了90度，写成竖行，毛笔小字，又绢秀又整洁，那笔力和表达的清晰，全不似年近八旬的老人。
信中当然看得出沙老对陈老总和李老的敬重，还有陈老总戏称在座的聂荣臻元帅为“九门提督”的趣事，因为当时聂帅任京津卫戍司令。但更让我称奇的却是沙老与艾老的交情。信一开头就提到艾芜：“我已年近八旬，健康情况远不如艾芜同志，记忆力则更差。”信的结尾又建议我“最好写信问问艾老。”谈了一上午的话，内容大都忘记了，却清楚地记得陈老总和李老如何称赞艾芜的多产及其文辞的漂亮，还专门加了一段对艾芜的评价：“艾芜也确实写得不少，在同辈作家中可以与之相比的极少，文章同时也很清丽，老也未过誉。”
沙汀和艾芜同乡同年同学，三十年代一起走上文坛。1931年11月29日联名向鲁迅先生请教，并得到先生热情而切实的回信（即《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二人的创作方法和写作风格迥异，生活道路也不尽相同，却终身情同手足。沙老逝世不久，艾老也随之仙逝。沙老与艾老的友谊堪称现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沙老给我的这封信也是一个见证。
1991年春天，我准备写《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书，我去木樨地沙老家中拜访了他。87岁的沙老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老态龙钟，思路还很清晰。得知我的意图，他用纯正的川北口音告诉我，在延安时见过毛泽东两次。一次是与何其芳、卞之琳一起去毛主席那里，谈了不少话，但记得最清楚的，是毛主席说：延安有什么看头，就是几座山，你们要了解情况，要到前线去。还有一次是在清凉山下开座谈会，他和老舍、斯诺等人同桌。大家谈得很热闹，毛泽东走过来，就站在旁边听他们聊。老舍当时很感慨地说：如果全中国的人都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谈话，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听了只是笑。
沙老说，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有一点是很对的，就是作家要与群众结合。这点对我帮助很大。我之所以没有在延安住那么久，就是我不熟悉那里的生活，语言又不通，只能写点散文、报告文学。我后来回到四川老家，住在乡下，和群众接触，就可以写小说。虽然写的是四川的事情，但有全国意义，比如兵役问题、乡村政权问题等等。
谈到对毛主席的感情，沙老说，我始终对毛主席是敬仰的。“文革”中我被关了几年，我也认为毛主席支持江青他们乱搞不对。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从监狱里出来，到北京看《青坡》清样，我要求瞻仰毛主席遗容，出版局安排了。我看到毛主席汉白玉雕像时，就禁不住哽咽了，流泪了。瞻仰遗容时，更是悲不自胜，眼泪直流。
谈话间，保姆把沙老的午饭摆好了，一碗稀饭，两三碟小菜，其中一碟是我刚刚带去的豌豆尖，可惜的是那豌豆尖已经被剁成了菜末。我心中暗想，这保姆恐怕不是四川人。沙老开始用餐，原来他的牙几乎没有了，就用牙龈在磨。看着沙老艰难地吃饭，我不好意思再打搅，就起身告辞了。
半个月后，我收到李老的女儿李眉的信。信中说，前几天他们夫妇去看望沙老。沙老说，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身体不好，未能多谈，十分抱歉，要李眉夫妇把这点意思转告我。还说，我问及的几个问题，可以看《沙汀传》和《杂记与回忆》两书。为此，他特意送我一本《杂记与回忆》，托李眉夫妇转给我。
看了这封信，拿到沙老送我的书，想到他老迈的面容，心里十分感动。我感谢沙老，不仅仅是为了他对我的帮助，也为了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我们故乡20世纪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刻画出一个个活脱脱的川北老乡的音容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