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史学专家李罗钧、王炳照主编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八卷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为中国教育史学的学科建设与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就这部著作的“近代部分”，谈一点感想。
作者在以“现代化进程”视角审视教育制度建立过程的同时，注意将教育制度的兴革，放置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下，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视角，从教育的外部关系，加以考察。
在第七卷民国教育史中，作者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教育制度的性质，划分为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种教育制度。并以此统领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教育制度的沿革。其理由为“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的性质来决定”。而正是这种分类标准，将民国教育史中纷繁复杂的矛盾线索，缕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作者从现代化理论与近代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两个视角，两条线索，两种研究范式，揭示了中国近代化教育制度从传统到现代化演进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为避免目前史学研究特别是专业史研究单一模式的偏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为了今天而研究昨天，这一史学意识在该书中，是十分明确与强烈的。总主编在全书“总序”中指出，教育制度史研究的立足点应当是，在重新审视中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时，回答教育制度“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贯彻“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为当代教育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
这一史学意识在1840—1949年这110年间的教育制度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者指出，晚清教育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也将影响到对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对教育的目的、功能等教育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
近代教育制度史的研究，对新中国建国以来，批判与改造传统教育与国民教育，学习与引进苏联教育模式等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对我们今天继续创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实践，都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宋恩荣：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李罗钧、王炳照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