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晚，我的朋友李士勋和夫人胡蓉由柏林打电话来说：“费路教授已于5月5日病故。”我一时无语，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乐观开朗、幽默风趣、勤于思考的人，和他在一起总能感到勃勃的生气和探讨的愉悦。
去年10月，我和张敬铭、李士勋、胡蓉等一起去柏林郊外费路家中看望他。那时，他刚做完心脏手术，大病初愈，显得有几分疲惫，但却穿上我由北京带给他的中式丝棉袄，轻松地说：“死神被我礼让出境了。”我对他说，2001年4月要在郑州举行关于中原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请他和夫人一道去，会后去洛阳看牡丹，品尝唐朝传下来的专为武则天设计的“洛阳水席”。他听后开怀大笑说，“我一定去”。
我是怀着担心和希望同他告别的，想不到那次柏林一别竟成永诀。我跟费路的交往和友情近半个世纪，虽历经岁月磨砺和风云变幻始终不渝。
50年代，费路是北大的民主德国留学生，我是北大西语系德文专业学生。当时每学期都要举行德语晚会、各种纪念会和排球赛。我和他都是班长，为筹备这些活动常碰头商量。他那时年轻、英俊，语言天分极高，汉语说得漂亮，不仅用词准确，而且掌握了四声，说起话来没有一般外国人讲汉语的怪腔。
1957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又读研究生。他由中文专修班毕业进入历史系。我和他来往逐渐减少，听说他跟齐思和教授专攻先秦史，津津有味地啃起“硬骨头”，钻研令许多中国学子都望而却步的《春秋》、《左传》、《商君书》，而且以他的才智，加上勤奋好学，又得到像翦伯赞、邓广铭、齐思和这些名家的指点，竟逐渐“登堂入室”。50年代后期，各系师生均奔赴农村进行“思想改造”，偌大的燕园仅留老弱病残和日见稀少的留学生。一段时间，齐先生改在家中为费路一人授课，他成为齐先生唯一的入室单传弟子。
1959年后至文革结束，中德之间已基本没有来往，我和民德的老师如马耐特教授，留学生如费路、尹虹等音信断绝近20年。
80年代初，我由下放地河北调到中国社科院改行研究历史。当时我国和民德的友好交流逐步恢复。1983年，费路再次访问中国，老友重逢，感慨万端。这时，我们都逾不惑之年，但从他妙趣横生的谈吐中，我仍能依稀辨出当年那个费路的影子：英气勃勃、机智诙谐，充满了生活情趣和创造的热情。
80年代，我多次访问民德，每次都和费路见面畅谈。他当时任教于洪堡大学，公务繁忙，经常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但隔一两年总要到中国来，拜会旧友，补充新知。他说，经常回中国是工作需要，但首先是感情需要，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精神家园。
70年代后，费路把注意力转向中国近现代史，深入研究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近年来，他又着力研究中德关系史，完成了专著《德国人的中国观》和《中国人的德国观》，对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国的一批革命者如周恩来、朱德等人在格廷根、柏林的活动考证甚详，对欧洲各种社会思潮如何传到中国，影响中国社会演变作出了科学阐述，对我们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作出了特殊贡献。北大历史系很为培养出这样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而自豪。北大百年诞辰时，他应邀出席了在香山举行的“五四论坛”，在会上发表了关于蔡元培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他对蔡先生两次在德学习的情况做了艰苦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会后，他不顾疲劳，又赶赴南京参加学术活动，还购买了大批图书资料，不久就听说他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
积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深知费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杰出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我十分敬重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造诣和贡献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更因为他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始终要求自己站在人民和社会进步力量的一边。“岁寒知松柏”，他近十年来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正直的人们的理解和钦佩。
我知道，费路还有许多计划需要完成，以他的才能和学术积累，若假以时日，肯定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
遥望柏林，我欲哭无泪。但愿在那片茂密的郊野森林中，在那幽深寂静的天地里，他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将永远怀念你，我的兄弟、中德两国人民忠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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