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湖南省茶陵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8年初中毕业后，靠国家给予的助学金，顺利地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随后又公费赴英留学13年，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真切地体会到海外赤子的命运与祖国的富强是休戚相关的。我既为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也为我国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而忧虑。因此，每次交纳党费的时候，我心中总是油然生出一份因不能直接参与祖国建设的不安与内疚。虽然我已经在英国知名学府雷丁大学获得了从教的终身职位，已经开始带博士生，有了自己的科研团队，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优越，但是，我一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想到祖国的科技水平还相对落后，想到自己作为一名公派留学人员的使命，回国效力的心情就越加迫切。1997年底，我与妻子毫不犹豫地双双递交了辞职书，放弃了在雷丁大学的终身职位。为了尽快回国参加科研工作，我匆匆卖掉了房子、汽车和其他家当，为此还支付了贷款银行两千多英镑的提前还款违约罚款。1998年初，我和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毅然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走上了报效祖国的无悔之路。
回国后，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事业感和责任感。因为我是在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工作着。我深切地感到，在祖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施展自己的才智，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追求融入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之中，才是最大的幸福。回国后不久，我有幸参加了中组部组织的青年专家国情考察团，走访了贵州省的几个边远山区。当我看到那里的农民群众生产方式仍很落后，生活还很贫困时，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想，提高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大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不正是我们这些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的青年共产党员的职责吗？在我回国后近半年时间里，为了能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我与妻子商量，暂时不在北京安家，让妻子带着孩子到远在西安的岳父家去住。在那段日子里，面对远离爱妻幼子的牵挂和孤独，我丝毫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自己举家回国的选择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为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个人作出一点牺牲算不了什么。
1998年6、7月份，我先后被任命为中科院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助理，2000年6月开始担任所长。为了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实验室，我和同事们一道研究确定了“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顶天”就是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学科前沿的新科技领域，使之在国际科技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立地”就是立足国内、面对现实，大力推动应用技术开发研究和成果转化，服务社会，造福于民。根据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未来需求，由我主持在实验室开辟了动态场景的计算机视觉监控、人的生物特征的身份鉴别、数字多媒体数据的水印处理等新的学科方向。这些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领域，对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方面的许多关键技术，国外对我国实行封锁。为了打破封锁，我带领研究小组充分利用所内的光、机、电综合优势，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建立了示范系统，并获准和申请了多项专利。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对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信息安全、人口管理和打击假冒伪劣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些科研工作中，我感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八小时之外往往正是我潜心于实验室、全心投入科研工作的时候。
有人开玩笑说我从英国回来几年了，还没有倒好时差。我不是不想，我感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争分夺秒，才能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才能始终站在科技领域的前沿。
我回国刚刚3年多时间，还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所做的工作同在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同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相比，还微不足道，党和政府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多方面的关怀。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入选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专家组成员，这次又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对于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和同事们的支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来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