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放弃继续深造和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回家乡涟源工作。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特困村扶贫。一九九五年，市委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决定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后进村任职。我主动报名，被安排到石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对我的这种选择，当初很多人不理解。有人对我说，“奇修，人往高处走，你却往低处奔，是不是书读多了，读蠢了？”也有人背后议论，怀疑我犯了错误，罚下基层去了。面对各种议论，我想：我生长在农村，是党和人民培养、哺育了我，自己的知识应当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在北大学习期间，我曾到沿海作过社会调查，对比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距，深深感到人才和知识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村是最需要人才和知识的地方，也是最艰苦的地方。我认为，作为党员知识分子，不在于地位多高，官职多大，财富多少，而在于你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什么。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
石门村地处偏远山区，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九九五年我到石门村时，村里一年的集体收入仅有柑橘场上缴的四百元钱，村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五百元，村里有点专长的人和一些年轻人因熬不住苦日子，都跑到外面闯世界去了。为了摸清村情，整整一个月，我走东家、串西家，做深入调查。我发现，石门穷，穷在思想；石门落后，落后在观念。据此，我们村党支部提出了“解放思想、改善环境、民营突破、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决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筑巢引凤，吸引外出人才回村办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村党支部一班人上新疆，下广州，赴沈阳，到重庆，招商引资。到一九九八年，我们先后引进民营企业十六家，全村实现总产值三点一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七千二百元。去年年初以来，我们响应江泽民总书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伟大号召，开始谋划石门村的新一轮发展，致力于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大力实施市场营销战略，逐步走上了一条生产规模化、经营集团化、贸工农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到二○○○年底，我们在村里办了二十八家企业，还在外省办了九家企业，产值达八亿元，形成了化工、不锈钢、保温材料、搪铝等二百多个品种的系列产品，并组建了年出栏肥牛四万头、总投资五千八百万元的涟源牛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五月，我们还与北京大学等院校合作，开发经营了安格斯良种纯繁基地和胚胎生产中心，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项目。目前，我们石门村的工业产品远销到了日本、韩国、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省外办了八家规模较大的销售公司，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还为周边地区的三千多名劳动力和六百八十多名下岗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石门人已经走出了偏僻闭塞的山村，开始走向国内、国际大市场。回首六年创业，要说不苦，那是假话。六年中，我和支部的同志熬过多少夜，饿过多少饭，吃过多少苦，谁也记不清了。每当一个项目落成，群众欢欣，我们却忍不住双眼盈泪。泪水中充满喜悦，也满含艰辛。但我们从不退缩，因为在备尝艰辛的同时，我们更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担任石门村党支部书记的六年，是我人生最充实的六年，也是我经受锻炼、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不断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六年。六年间，我坚持靠加速发展凝聚人心、靠廉洁自律赢得人心。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求发展，我们从没向农民群众摊派过一分钱，做到了把大事办得稳妥，把难事办得成功，把好事办得圆满。在基层工作，环境艰苦，工作辛苦，家庭困难也不少。我妻子患有心肌炎，工作要三班倒；女儿还小，上学前班要接送，我的老父亲又得了中风卧病在床。有时孩子生病，深夜妻子哭着打来电话，而我远在山村无法赶回。六年来，无论多大的困难，我不曾彷徨、动摇。我深深感到：作为知识分子党员，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只有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为己任，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甘于奉献，才能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才能无愧于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