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我小的时候泉州还很落后，只有一所私立高中，学费很高。我虽因成绩优秀被免了学费，但不久还是因家庭贫困而中途辍学。因听说台湾的师范学院是免交学费的，且入学也容易些，就不顾一切地过海去投考。我入学的时间是1947年，当时台湾大学已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大陆的学潮也波及到台湾，我们经常以组织晚会等形式抨击时政。泉州解放后，我搭船经过四天四夜的漂泊回到泉州，重回小学教书，还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7月中旬泉州解放，我又动了上学的念头，但因在台湾呆过一段时间，很怀疑是否能被接纳，就天真地想到北京找教育部问问。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950年初到了北京，教育部负责接待的同志非常热情，他们看了我在台湾的成绩单和镇政府的介绍信后，就分配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正好是白寿彝先生进行面试，我顺利通过，终于圆了大学梦。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尽管个人经历中也曾有过许多波折，但我从未对党产生过怀疑。

我们党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党，她能够纠正自身的错误，从胜利走向胜利。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份体会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逐步上升到理论高度。我曾于1999年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欺侮，政府腐败，中国真是灾难深重。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救亡图存，但是都失败了。这里面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百日维新，也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时代，但是它未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人民贫困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个任务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使得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又用50年时间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这都是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说明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哪个人规定好的，而是经过反复探索才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是要进入中等发达

国家行列，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个人虽然不能亲眼目睹，但我坚信这一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虽然还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党一定会克服种种困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得益于她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但是简单照搬还不行，它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还在于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次理论飞跃使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历史学研究也是如此，从我们近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成绩看，李大钊、郭沫若等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局面，进入了科学解释历史的阶段。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也还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和不好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错误倾向逐渐得到了纠正，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大量采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但纠正过去的错误不等于说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例如，历史唯物主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主要内容是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和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一致，这是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但是如果彻底否认这一理论，其结果是不仅否认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否认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上失去了落脚点。又如近年来有人提出“告别革命论”，对革命的必要性发出质疑。当然，革命就会有流血有破坏，但革命从来就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革命终究是为了建设。否定革命，归根结底还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她的八十年历史。再如有人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歪曲历史人物和事件。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面否定苏共的七十年历史，这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1996年8月，我为《人民日报》撰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鲜明地表达了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的方法观点必然会不同，但一定要分清是非，我们要把对历史的正确理解留给后代，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更是党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