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在早期的中国文化观念中，“求善”与“求治”是相统一的，儒家提出“修、齐、治、平”的人生方针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就表明了这种统一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明清小说，便处处体现着这种文化特征。
明清小说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文化精神的魅力。《水浒传》以忠奸斗争贯穿全书，宋江等梁山好汉虽被奸臣逼迫，不得不反，但始终忠心不忘朝廷，因此得到作者高度赞扬。他们聚义梁山，是因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皇帝醒悟，他们立即以接受招安表现自己的忠良。《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等英雄传奇小说，也多以忠奸斗争为线索，讴歌了杨继业子孙五代忠君报国的高尚品格、赞颂了岳飞精忠报国的伟大精神，同时鞭挞了王钦、潘仁美、秦桧等权臣奸相的阴险毒辣、卖国求荣。不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以重大题材为内容的小说如此，即便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也非常重视人物形象的道德评价问题。“三言”“二拍”中的许多作品描写了明代商人生活，对于那些忠厚、正直、恪守信义、乐于助人的商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那些见利忘义、奸诈刻薄的小人，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人物形象表现出“求善”的倾向，题材上则带有明显的“求治”色彩，在整个明清小说中，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特别多，自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历史演义小说就达四五十部之多，上自盘古开天地、下至清宫演义，无不有历史演义小说讲述其事。尤其是明清之际的一大批时事小说，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樵史通俗演义》等，既帮助人们了解了历史，又使人们获得了艺术享受并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颂扬历史英雄人物，痛恨奸贼逆党。英雄传奇小说也是如此，从《水浒传》以来，在明中叶至清中叶时期形成高潮，作品约有三四十部之多。
当然，宋明时期的道学家将伦理道德不断强制化、绝对化，使这一文化传统发生了扭曲。受此影响，明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题材主旨也存在着种种不足。随着明中叶以来异端思潮的兴起，这一文化特征在某些小说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儒林外史》、《红楼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儒林外史》对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既不能达到“求治”，更不能达到“求善”，是利用士子“求治”的心愿，将他们引导到无知、无识、无用、无耻的邪恶道路之上。在功名富贵的引诱下，许多士子将八股文奉为神明，如鲁翰林说道：“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便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如果说鲁翰林吹捧八股文是一种热昏的胡话，那么马二先生却道出了其实质：“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尢，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尢，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实际上讲出了八股取士的最大弊病，那就是引导士子在僵死枯燥的经典中讨生活，在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而品行道德、经世济民统统可以置于脑后。道德型文化的特征固然已荡然无存，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也就名存实亡了。
面对文人的这场厄运，吴敬梓首先以鄙薄功名富贵与之抗争，力图恢复道德型文化的本来面目。他将儒家倡导的名教与魏晋时期的超脱加以整理组合，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追求，王冕、庄绍光、杜少卿、虞育德、迟衡山、季遐年等人物形象便是这种文化追求的化身。他们辞却了功名，却又热心于礼乐名教，是一批“真儒”。两者的契合点就在于讲求“文行出处”的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统一。作为一名文人，道德必须品行端方，操守坚正，然后才能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果一味追名逐利，贪图富贵，那就违背了这种文化精神。吴敬梓以“真儒”和名士为儒林树起了两种类型而又具有同一实质的楷模，这是他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整合的结果。
《红楼梦》在对文化进行反思时，比《儒林外史》走得更远。贾宝玉彻底否定了读书为官这样一条被封建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道路，而以“保全守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虽然是庄禅精神的体现，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追求。这就是说，道德人格是人生的前提，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有资格去完成事业的追求。明清小说所表现出的上述文化精神，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只是我们应以新的标准对道德规范给以界定，但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相统一的传统还是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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