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全书12卷22册，1400万字。该书有很多创新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我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通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对《中国通史》的体例创新、理论价值、学术特点等作了充分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编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内容非常扎实。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甘泉： 《中国通史》具体而鲜明地勾画了我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划分历史阶段基本观点。在分析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时，既着眼于决定社会经济形态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注意到一些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特点，这就避免了以往一些通史著作所存在的公式化和简单化的毛病。比如书中认为秦汉时代封建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但又指出当时还存在着不少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分析秦汉农民的身份地位时，指出当时既有由官府授田的农民和租佃官田的农民，也有地主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和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同样是雇农，有的身份比较自由，有的与主人之间则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对农民阶级所作的这种具体分析，使读者有可能从总体上认识当时封建制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排斥奴隶制关系的存在，而且农民的经济地位和人身依附程度也是有许多差别的。这就避免了将阶级关系作简单化的理解。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通史》在阐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体现了寿彝先生一贯的观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与封建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应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样的处理方法，既没有掩盖或回避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又较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瞿林东： 白寿彝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在9个方面66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见和创见。
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他认为：对分期问题的认识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作综合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标准，应当综合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地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来把握。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他提出了封建社会中以封建生产关系为主、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制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矛盾中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定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中国与世界，他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继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等。
《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