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到一本好书，即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手稿》。这本书是钱学森同志的学生郑哲敏送给我的，他是这本书的主编。郑哲敏同志告诉我，学森同志当年在美国长达20年学习和工作的手稿，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好友弗朗克·马勃教授，在学森匆忙回国以后，细心收集、整理并长期妥善保管，于上世纪90年代送给我国的。这是一份难得的世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我虽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力学专业知识，但看到学森同志当年做学问时写得清秀流畅的一串串英文，工整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严格规范的作图制表，再加上编者通俗易懂的中文说明，使我看到了在《手稿》中所体现的闪闪发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它使我这个曾经在科学战线工作过的老人，边读边想，勾起我许多美好和幸福的回忆。
记得我与钱学森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56年春节后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当时有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研究制订我国12年科学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刚一上任，陈毅元帅就谆谆告诫我：“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意为科学大师），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这段谈话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在科学院工作的座右铭，也成了我与钱学森同志及众多科学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础。
当时，钱学森同志是力学所所长，还担任12年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那年我42岁，钱学森同志长我两岁半。40多岁的他，身材不高，宽阔的脑门下，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白静的脸庞透着秀气，思维活跃，知识渊博，离开祖国20年之久，仍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浓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惊讶。他所作的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令人眼界大开，使大家看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在讨论制订规划的过程中，钱学森发言很积极，他用自己的智慧给规划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别是亲自主持制订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当即挥毫赋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云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在规划完成后，又提出“四项紧急措施”，即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包括落实这些措施，学森同志也是立了大功的。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十分融洽。学森同志到国防部五院担任院长以后，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兼任力学所所长，对加强科学院和五院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全国一盘棋和大力协同的精神，使科学院为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迅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两弹一星”的国家，所以至今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代。我和学森也成了好朋友。记得当时为选择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我和他一起乘飞机勘察选点。一次我到他家，他请我吃炸酱面，使我看到这位大科学家俭朴的生活，感受至深。又一次，我陪郭沫若院长一家、钱学森全家、还有裴丽生副院长一家、范长江一家游览西山，中午郭老请客。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艺术家，大家欢迎她表演节目，她即兴唱了一支陕北民歌“南泥湾”，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饭后又乘火车游览了官厅水库，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成了耄耋之人，我很希望有机会探讨他是怎样成为一位大科学家的，并把他那极其宝贵的科学精神财富传给后人。拜读了他的《手稿》以后，我初步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和学森的接触中，经常对他的博学多才感到惊叹。他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这在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但我过去并不完全知道，他是怎样成为一位科学帅才的。读了《手稿》我才明白，原来这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复兴，在美国如何发奋努力，攀登技术科学高峰的。
《手稿》的编者为了使读者了解钱学森，在书中附了“钱学森简介”，我也是读了“简介”才知道，他1911年12月11日出生在上海。父亲钱均夫曾到日本学教育、地理和历史。钱学森3岁时随父母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当时最好的中小学和家庭教育。1929年钱学森中学毕业，他为复兴中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机械专业。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预备班，满载着中华文明的营养和科学救国的抱负，从上海乘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飞机专业攻读硕士，一年时间就硕士毕业。1936年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开始了他与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合作者的一段难得经历。冯·卡门的科研和教学实践充分体现工程科学（按照我国习惯，钱学森翻译为技术科学）的思想。钱学森在冯·卡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自己总结二战中雷达、原子弹等提高综合国力的经验，从中看到了技术科学是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关键。这一学科的主要之点是，摒弃过去科学和技术分离发展的弊端，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科研成果和工程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之变成机器，如火车、汽车、飞机等现实的生产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思想通过冯·卡门带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1947年，钱学森回国省亲，将技术科学强国的思想带回祖国。他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所作的工程和工程科学同一题目的讲演，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将技术科学的思想传播到全国去。因为看到当时时局混乱，自己强国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毅然谢绝了国民党当局的挽留，又回到了美国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增长本领，等待为国家效力的时机。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回国时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了。但他在美国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并不知其详；而他在美国是经过怎样的奋斗才取得成就的？大家就更不知道了。《手稿》的编者在分析研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工作之后，写出的中文说明回答了这些问题，那就是钱学森找到了强国之道以后，学习达到了昂奋的程度。他是学应用力学的，数学必学、物理的课去听、化学的课也上、甚至对生物的论文也感兴趣。在美国长达20年时间，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设计两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进步。从《手稿》一书中可以看到，他所学习和研究的领域有应用力学、喷气推进技术、火箭，创立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并针对祖国需要，研究了将航空发动机原理用于化工和风力发电等，他所学到的知识之多、之丰富和广泛，是近代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中罕见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他对航空和火箭研究上的贡献。
在航空研究方面，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先是找到了解决高速飞机设计问题的近似方法，后来被称为“冯·卡门—钱近似”；接着研究得出了高速飞行体表面有发热现象的新认识，指出了应采取防热措施的新方向；并为高速飞机设计了新型的试验风洞。对于处在萌芽状态的火箭技术，钱学森应邀加入他的同事马林纳组织的火箭研究小组。他对火箭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如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火箭的导航和控制问题、远程商用火箭甚至核火箭等，进行了成功的研究，解决了火箭设计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该小组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中坚力量，即当今世界闻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另外，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法西斯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参加由冯·卡门为团长的美国科学咨询团，于1945年5月赴欧洲考察，特别了解德国在飞机和火箭方面的新进展。他作为咨询团的核心成员在哥廷根大学见到了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并和冯·卡门一起代表战胜国审问代表战败国的普朗特、冯·布劳恩等，掌握了当时德国飞机和火箭技术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的准确情况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战场上写出了若干颇有见地和深度的考察报告，全面展现了钱学森的过人才华。回到华盛顿后，咨询团写出了著名的《迈向新高度》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共九卷，其中第3、4、6、7、8卷出自钱学森之手，它是美国导弹发展的规划蓝图，为美国后来20—50年空军发展指明了方向。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钱学森没有豪言壮语，你只能从他的行动中看他；或者从他的导师和挚友对他的评价中认识他。他的导师和挚友冯·卡门教授，是最了解钱学森严谨治学风格和学术水平的人。《手稿》中的“钱学森简介”记述了冯·卡门教授对钱学森的三次评价，反映出他在美期间飞快进步的情况。1936年10月，冯·卡门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时，看到的是一个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思维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1945年5月，钱学森取得了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科研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冯·卡门评价说：“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的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他帮助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1955年，当钱学森在回国前夕同夫人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老师告别时，冯·卡门翻看了钱学森的新著《工程控制论》以后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同志之所以取得这位世界力学大师如此之高的评价，是他勤奋好学又严格治学的结果。比如他每做一个课题，都要认真做文献调研，仅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切实消化并掌握它们，变成刻在自己脑海之中、可以反复思考、随时调用和加工的东西。他如此尊重并吸取前人的成果，是他能够超越前人的基础。我从手稿和手稿的背后故事中，感到钱学森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学习注意力特别集中，特别用功。二是学术争论不讲情面，能够勇敢地坚持真理。三是做学问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