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年），湖南衡阳人。他早年就关注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中年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隐居于衡阳石船山下，故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遗老，后世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所作《读通鉴论》30卷，64万字，约900条，评论了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问题，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杰出成就。
提倡史学经世致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6）。史学的经世致用，必须通过人的认识与实践才能发挥出来，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历史是一面镜子，但与普通的镜子不同，它要通过人的认识活动才能发挥作用。“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为得，于其失也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读通鉴论.叙论四》）这进一步说明了史之为鉴，只有通过人的认识活动才能实现。我国古来就有以史为鉴的思想传统，但像王夫之从理论上阐述得这样透彻的，在他以前还不曾有过。
评说历代治乱兴衰。王夫之认为，天子应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不以财富任贪官，不以积聚贻子孙，才能使天下长治而久安。“汉唐之富，富以其无也；宋之贫，贫以其有也。国亡身戮，更留此以为后起败亡之媒，哀哉！武王散鹿台、巨桥之积，非徒以其仁民也，不使腐秽之藏教子孙以侈吝也。”（《读通鉴论》卷29）据天下之财富以为天子之私，其结果会是“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他又认为，风教之兴废与皇朝兴衰有很大关系。“风教”指人们的政治修养和原则。“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读通鉴论》卷17）他们“名黄老而实贪冒淫逸之是崇。王衍、谢鲲固无辞其责矣。”（《读通鉴论》卷13）他对于东晋南朝官员清谈误国的批判，实是有感于明亡而发，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关注民生休戚利病。王夫之认为，粮食丰收，谷价甚贱，会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国家应用常平仓制度加以调节。他说：“善养民者，有常平之廪，有通粜之政，以权水旱，达远迩，而金粟交欲于民，厚生利用并行，而民乃以存。”（《读通鉴论》卷4）“善为国者，粟常使不多于民，以启其轻粟之心，而使农日贱。农日贱，则游民商贾日骄。故曰：‘粟贵伤末，粟贱伤农，伤末之与伤农，得失何择焉？太贱之后，必有饿。”（《读通鉴论》卷7）王夫之指出，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有两种：一是地余于人，即地多人少；二是人余于地，即地少人众。“人余于地，无以居之；地余于人，因而不治。”（《读通鉴论》卷12）江南地区自晋南迁后，“地有限而人余于地，地不足以养人，历千年而一轨。”因此，国家应调节人地关系使之平衡发展。“天下分争之余，兵戈乍息，则人民之生必蕃，……当其未定，人习于乱，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余，民之不勤于自养也，且习以为常。迨其乱定而生齿蕃，后生者且无以图存，于斯时而为之君者将如之何？蕃庶而无以绥之则乱，然则人民之乍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忧也。”（《读通鉴论》卷19）王夫之的这些论述实际已经涉及人口与土地资源、人口与发展、当前发展与后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见解是十分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