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绿色通道上的沙障开始发挥作用。
2000年3、4月间，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强沙尘暴先后9次袭击北京。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毫无例外地认识到：防沙治沙迫在眉睫，维护生态环境势在必行。但是，我国现在所能从中央财政中划拨的防沙治沙专门资金与日益严重的土地荒漠化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缺口；科技界，包括一大批高校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沙地治理及开发成果，却长期停留在实验室和学术论文之中，无法实现应用型转换。而沙地一旦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国内也早有专家、企业瞩目于发展“沙产业”。一方面是肆虐的沙尘暴、国有资金的缺口、科研与应用的脱节，另一方面是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如何在两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既防沙治沙，又发展经济，探索出一条产业化防沙治沙的道路，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2000年，有关实施“首都圈（环北京）防沙治沙应急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计划摆上了科技部有关领导的案头，“产业化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空头议论了。
产业化的第一步就是突破行政干预，完全从产业途径、通过“招标”的方法来确定项目承担方、实施示范项目；甚至连招投标的工作，也是由科技部委托的一家科技咨询公司来主持的。而科技部则完全依据与中标企业签订的合同，划拨财政资金，对企业组织落实项目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考核验收。
谈到自己的企业被科技部选中作为主标方，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张新华还感觉非常幸运：“科技部自己也有几家科技类的咨询公司，但为了避免陷入复杂的关系之中，他们才委托我们公司寻找一家负责科技招投标的中介。但是，一番了解之后，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做科技咨询的公司不少，但却没有一家做过科技招投标，就更别说像‘防沙治沙’这样重要的项目了。最后，我们干脆来了个‘毛遂自荐’，结果就成了！”
2000年9月，各家竞标企业与科技依托单位通力合作，经过为期数月的投标竞争，禾源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最后脱颖而出，分别承担了位于北京、河北、内蒙古的6个示范项目。对这项招投标工作，科技部给了六个字的评价——“公平、公正、公开”。
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刘燕华司长表示：把政府重要的生态科技项目面向企业，通过招标形式来确定承担方，这还是第一次。它可以杜绝孳生腐败的暗箱操作，也能够调动社会资源，激发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积极性。这既是科技产业化防沙治沙的第一步，也是将我国的科研与应用实现产业化的第一步。虽然会遇到不少困难，但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所不可回避的，随着不断积累经验，相信效果会越来越好。
“我们公司承担的沙地面积，现在是23000亩。明年准备再拿下17万亩。”斯新进是禾源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从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来到面积在国内排名第七位的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开发沙产业的浙江人，说起自己最初的决定，一点不后悔，倒是充满了豪气。
斯新进的豪气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年前，他听说浙江大学正在搞一个纳米技术的固沙剂项目，就出资承担了前期科研费用，取得了该技术的专利权，随后就与几个朋友投资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获得科技部的这个示范项目，斯新进认为是禾源公司的一大机会。“防沙治沙，国家重视，地方政府支持，科研单位有技术储备，政策优惠，加上企业的经营头脑，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也会有利润空间，为什么不做大？”
目前，禾源公司已经投入300多万元人民币，封育了23000亩沙地，他们设在北京的600亩苗圃为这片沙地提供了良好的草种、树种。
三年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中草药、经济林木，开发深加工，甚至养殖马鹿、发展优良种畜。让禾源公司兴奋的是，不到一年，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几家公司就与他们联系，愿意搞合作开发，其中一家新西兰公司已经与他们达成了新方投资400万美元扩大开发的合作协议。这就引发了禾源公司准备再向多伦县政府追加17万亩沙地的豪气。
比禾源公司更快获利的是河北省张北县糖厂。在竞标中，张北糖厂拿下了科技部六个试点项目中的“农牧交错地区防沙治沙技术示范区”项目，在河北农业大学等科技单位的支撑下，他们在12460亩沙质土地上，指导当地农民种植甜菜、大白菜，收获后免耕，用白菜根、甜菜叶覆盖地表，防止冬春季节的扬尘产生。而仅甜菜增产一项，就让张北糖厂吃到了“沙产业”甜头。
白云飞说起他那300亩青贮玉米、1000亩改良盐碱地、3200亩草场和9万亩草原防沙治沙示范区，完全是一位承担了“锡林郭勒草原防沙治沙技术示范区”项目的内蒙古白音锡勒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的口吻。但这个36岁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中科院植物所的博士后、教授，植物所设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草原研究定位站”的站长。白云飞就是生长在这片草原上的本地人，因此，他才有了这样一个属于草原的名字。
今年一年，那300亩中科院遗传所培育的青贮玉米就将给白云飞所在的公司带来不低于200万元的收益，一亩青贮玉米抵得上100亩牧场的饲料量；3200亩草场上，优良牧草“草籽谷”长得将近一人高，密密麻麻地低着头，一亩地的干草产量将达到200多斤，而与这块草场一路之隔的天然大针茅草原的亩产却只能达到20斤。白云飞的目的就是用这样1∶10、甚至1∶100的草原利用效益，来实现他“用小面积的生产，解决大面积退牧、建设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问题”的目标。白云飞坦承，这一目标的实现，得益于中科院植物所“草原定位站”在锡林郭勒草原上20多年的默默耕耘。20多年的科学研究，对当地的草原生态、气候、物种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和技术储备。在他看来，此次采用产业化防沙治沙的方式，给了科学家们大规模利用科研成果的机会，实现了科技从实验室向应用型的转换；经济产出与科研投入的挂钩，也体现并实现了科学家的价值。
努力实现着自己价值的还有已经60岁出头的姚洪林老师。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的羊盘沟，这位内蒙古林科院的副院长比划着眼前一大片已经批上绿意的沙坡地，告诉记者：半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一扬起来，远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年来，姚老师带着十来个科技人员，几乎跑遍了这块沙地。看着长势喜人的小黄柳，姚老师由衷地欣慰，面对因为选种错误而出现的杨树苗大量死亡，他更是自责失职。对于产业化的做法，他表示接受：过去的研究限于实验室，规模小，研究细；目前这种做法，责任明确，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相互依靠，为了共同的事业，各尽其能，各负其责，效率大大提高。从大面积防沙治沙的角度看，在总结多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产业化的模式值得推广。
“要解决草原荒漠化、土地沙化、沙尘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把草地圈起来，土地退耕，一两场雨水过后，草就长出来了，土地表面一旦得到植被覆盖，沙子要飞起来，想也别想。但是，草地圈了，土地退耕了，老百姓怎么办？农牧民的生计怎么办？”作为科技部此次试点项目的专家组组长，我国著名的资源环境学家史培军教授关注的问题更加长远。
在防沙治沙的同时，重组土地利用格局，实现沙化地域的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降低、而是要提高当地的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史培军教授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设中国自己的生态产业，改以往“大面积搞生产，小面积搞生态建设”为“小面积搞生产，大面积搞生态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是他眼中生态产业的成功范例：多伦县用1500亩耕地将19万亩草原上的140多户牧民迁出，为每户牧民建一个大棚、两个苗圃，指导他们种植西瓜、香瓜，结果收入比放牧时还要可观。牧民们接受了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安居乐业，而那19万亩的草原还得到了休养生息。
史培军教授认为：发展生态产业对于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更为积极的示范意义：西部生态资源多样化的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科技支撑、科技渗透、发展生态产业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治理西部地区的生态问题的过程中，科技力量的投入将有效推动西部经济结构调整、直接造福西部地区的群众，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目标。
在探索产业化的道路上，科技管理体制上出现的改革创新是这次防沙治沙项目试点的直接产物。在我国社会公益类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公开招标制、项目委托制、企业一主制，还是第一次出现，它给予中国科技界的启示，意义更加深远。由此而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如何实现产业化，科学家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有所为”与“有所得”的动量结合？——在此次试点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答。政府、企业、科技界是回答这个问题不可或缺的三方面。
北京林业大学资源环境与水土保持学院博士生导师孙保平教授认为，科技产业化可以得到一部分社会资金的投入，使国家财政资金有效带动社会资源，从而放大国有资金的覆盖面，尤其是一些社会公益类的科技项目，企业能参与其中，本身就很不容易，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对企业给予支持。
从事科研工作已经20多个年头的史培军教授，对科研人员对于产业化的顾虑感同身受：长期实验室里做课题、做研究、发表论文，已经成为许多科研人员既定的工作节奏，限制了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换，造成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对听命于企业还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对照国际上的同行，国内的科学家们在思想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突破。科学家的研究借助企业的产业行为，往往造福社会，知识力量转化为智力资本，科学家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而科技的产业化要求于企业家的，是更为长远的眼光和对知识资本的高度尊重和重视，否则，企业失去了产业创新，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此次科技产业化防沙治沙的试点项目，所引发的最重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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