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先生
中国广大读者对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和他的《西行漫记》是不陌生的，而对斯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编译的英文版《活的中国》（Liv in g Ch in a）一书，恐怕就不太熟悉了。这是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及其作者的书，也是斯诺认识中国的开端。编译这本书，为他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和撰写《西行漫记》打下了基础。
斯诺当年为什么要编译《活的中国》呢？在1930年以后，斯诺遍访了中国各大城市和东北三省，了解了中国的大量情况，同时也接触到许多中国的文学作品，“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但也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从而产生了要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想法。
他首先想到了鲁迅。为此，他找到一位合作者姚莘农（笔名姚克）。姚虽未出过国，但精通英文，是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评论家、剧作家和散文家，且是鲁迅的朋友。斯诺和姚莘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基本选译完成了鲁迅的短篇小说。这时，鲁迅在给姚莘农的信中提出建议：“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译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斯诺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他也认为，既然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就应再加入其他作家的优秀作品。
选译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是一件繁复的工作。斯诺找到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肖乾（1910—1999年），请其帮助介绍中国作家，并协助完成翻译工作。肖乾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件工作，并把好友杨刚（1905—1957年）拉来一起工作，他们一再向斯诺表示，参加选译工作完全是义务的，不取报酬。
肖乾和杨刚经过精心选择，写出15篇作品的故事梗概交给斯诺。斯诺对这15篇作品非常满意，要他们尽快翻译出来。这些作品中，确实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泥泞》，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大连丸上》、《第三枝枪》，林语堂的《忆狗肉将军》，郁达夫的《茑萝行》，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并附有作者小传。
肖乾后来回忆他和杨刚的翻译工作时说：“关于译文，斯诺强调‘不要好英文，要尽量贴近原文’。这么一来，译稿势必更加蹩脚了。斯诺对文学的要求是严格的，他憎恨冗长散漫，十分注意紧凑。他往往感到中国作品写得松散。为了补救，就只好往下砍。有时候他嫌文字隐晦，遇到这种情况———尤其关于内地风土人情，他总是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他的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例如把译者加的注插进本文中去。但是从他的加工中，我得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斯诺是不肯依样画葫芦的。他认为生吞活剥是犯罪，那么译远不如不译。他告诉我们：一个译者一定得把原作所描写的事物完全弄懂才可着笔，译的时候要用最准确无误的语言把自己所理解的传达给读者。同时，他还强调不可把那个集子的读者想作‘中国通’，要以对中国毫无了解的读者为对象。当他叼着长烟嘴坐在打字机旁修改译稿时，我有时就坐在他的身边。从他的加工，我不但学到了新鲜的（非学究的）英文，逻辑，修辞，更重要的是学到不少翻译上的基本道理，还懂得了一点‘文学经济学’。”
对于如何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斯诺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的想法是很现实的，最低限度是要让外国的读者能够看懂这些作品，因为外国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斯诺说：“这些小说并不是‘直译’出来的———如果‘直译’是指一个中国字对一个英文字、一个短句对一个短句（不管读起来多么不通）那种译法的话。……我在这里努力做的是传达每一篇作品的精神实质，是诠释而不是影印复制；我不但想用英文来传达原作的感情内容，而且还想烘托出存在于这种感情深处的理智信念。从中文‘直译’，往往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已尽可能地保存了原作的词藻；但有时我干脆拒绝保留要加半页注解才能说清楚的简单的双关语，或历史典故，古文隐语，那样也只能把西方读者认为中国人‘离奇’的传说描得更重。……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根本观点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读者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通过阅读这些故事，即便欣赏不到原作的文采，至少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而奇妙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这里，犹如
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英文本《活的中国》的选译工作，耗用了斯诺近五年的时间，这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斯诺事后打趣地说：“老实说，倘若事先能够更充分地估计到编译这个集子需要呕多么大的心血，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的话，我绝不敢这么‘贸然’进行的。请读者们相信，我宁愿自己写三本书，也不愿再煞费苦心搞这么一个集子。”但斯诺深深感到，“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正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第一次确认了‘普通人’的重要性”。
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自1936年8月由英国伦敦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以后，曾经在国外产生很大影响。在肖乾和他的夫人文洁若的鼓励下，经过陈琼芝同志的不懈努力，1983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活的中国》中文版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陈琼芝同志在“辑录后记”中说，“作品留下了当年历史的面影，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即便是今天，它们也仍然不失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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