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音响业的大企业——爱浪公司的董事长，33岁的他实在有些太年轻了，而联想到此前他也是目前国内与爱浪抗衡的业界对手——CAV的创始人，则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杨炼：从小我就对声音有格外的偏好，初中时开始自己动手拆卸半导体。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我被分配到四川一个小得几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县城。1991年我被选为县团委副书记。此后的三年里，我带领着县里一批人搞多种经营，做一些小的音响生意，为县里谋福利。直至1995年我辞职单干。
音响业是个与其他行业截然不同的行业。1990年以前，人们接触的音响也就是收录机。以后，有功放功能的音响产品开始出现。最初的音响业相当混乱，由于投资相对较少，顾客又很难对这一新事物进行科学的判断，造成一时间大大小小的音响厂家一窝蜂而上。音响走私猖獗，企业良莠不齐，没有统一规范；市场也是以各种家电批发市场的形式出现，没有专卖店，完全处于恶性竞争的状态，企业利润微薄，更谈不上售后服务。
因为CAV与爱浪之间的微妙关系，杨炼希望尽量少提CAV。但不可否认这是他人生中，也是民族音响业一段非常重要的历程。
杨炼：1995年，我与太太在成都租了一个小铺面，以“CAV”这个品牌打入音响市场，这也成为国内音响专卖店的雏形。我的经营理念很简单，就是不做“发烧”，而是从最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把音响卖给不懂音响的人，走一条民用化、大众化之路。
“发烧”是音响业的专有词汇，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不理智、不科学、脱离实际的涵义。许多很早做音响生意的人都是打着“发烧”的幌子，走所谓的艺术路线，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暂时的高额利润回报。但由于它脱离了普通消费者，因此这条路走到1997年到1998年的时候就走不下去了。并开始转向家庭影院。从这个意义上说，VCD的出现，挽救了国内音响业。
“CAV”专卖成立之后，开始重视产品的售后服务，这也使我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CAV”品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996年，我意识到企业要想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规模，于是只身来到广州，在人生地疏的情况下，与当地一个很小的音响企业合作，他出厂地，我出资金，第二年，“CAV”逐渐在广州打响，开始在国内小有名气。
几年前，大街小巷的音响专卖店比比皆是，几年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形式的变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行业杂乱无章的状态，正如不能改变某些音响企业通过蒙骗顾客获取利润的经营意图。
杨炼：从1996年到1997年，音响专卖店开始一哄而上，1999年又迅速垮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的企业拿花岗石或真皮做音响，并称之为高档，行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是无法获得美妙的回响的。有的国有音响企业外头名声很响，实际只是空架子，他们的技术开发力量相当落后，产品多少年一成不变；当时说是专卖店，但大都名不符实，许多音箱摆在店里，但消费者没有权力试听，要想听只能是付钱后回家听。1998年我们第一次把家庭影院现场放给消费者听，许多顾客都是第一次听到，叹为观止，要知道这在国外60年代的技术，国人在30年后才有机会享受到。
在谈话中，杨炼多次提到“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他是这个经营理念忠实执行者。
杨炼：1995年，我买了一个高档音响送给我的老师。两年后，我再去他家，他告诉我他很少用这个音响，许多功能更是不知道，问他为什么，他说嫌麻烦。
做为卖音响的，我们常常做出最错误的假设，认为顾客既然愿意买音响，就愿意看说明书，然后去享受。而实际上这恰好偏离了顾客的真正需求，时间长了，顾客对这个复杂的事物不再感兴趣，也就不会再买了。要想赚消费者的钱，就必须真正替他着想。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也是我始终不变的信条。
当CAV发展到高峰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没有有竞争力的专利技术，很可能走向死路。1999年我把CAV一次性卖掉，然后与拥有世界最先进音响技术的美国爱浪公司合作，购买他最先进的专利技术，从而保证了技术上的优势。
只有拥有了技术，才能自主开发顾客喜欢的产品，而不是老板和技术人员喜欢的产品。例如顾客不喜欢看说明书，爱浪就开发手指一感应就解释的帮助系统，光导系统等，甚至全自动开机和选择信号源。
今天的爱浪已经在中国建立了900多家爱浪音响专卖店，销售规模远超同行品牌。2000年爱浪全资收购了日本山水音响在中国的经营股份；2001年爱浪开辟了“威莱”中低端音响品牌，开设了近500家威莱音响专卖店，更广泛地参与音响行业不同市场层次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