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户籍管理的改革，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民工子女受教育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办好民工子女学校，既关系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涉及义务教育法的落实，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是个典型的外地来京人聚集区，有正式户口的本地人不足4000，长期在此谋生的外地人却达46000。数千名学龄儿童漂泊在社会上。
东风乡最大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辛庄红星小学”建在一条臭水沟旁。这儿原是一家石材厂，十几间水泥预制板搭起的平房围成一个大院子，教室和办公室就设在这些低矮的、没有窗户、没有暖气的平房里。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放学，一辆载11人的“校车”，竟挤进了40多个孩子。校长马洪友介绍说，这辆车每天要跑四趟，最远的孩子离学校20多公里。“为什么家长要拐弯抹角地找到我们呢？最主要的是这儿收费低，每学期只要300元，教学质量有保证，家长们都是打工的，或者做小买卖的，比较穷。”
马洪友是河南人，今年54岁，1998年从乡村小学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来北京看望上大学的儿子。到京郊看风景看来看去，满眼都是上不了学的外地民工的孩子。他和新疆昌吉师专的退休副教授赵默反复商议，决定办一所小学。经过一番努力，把石材厂改造成了“红星小学”。现在学校共有教师18人，其中11人是大专学历；学生580名，其中230名是学前班的孩子；教师的工资每月650元，如果做班主任，每月加50元。
校长教师尽心尽力，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一年前，红星小学未开初中班，学生毕业，一部分回老家上初中，大部分辍学帮父母打工挣钱。一天，马校长路过一个西瓜摊，见到刚毕业的一位女学生喊：“西瓜啦、西瓜啦”，马校长忍不住哭了。他说：“这个孩子才13岁，学习特别好，没学可上，真可惜。”
讲起心酸事，马校长下定决心，无论怎么难，也要再办一个初中班。
办学有多难？一是经费难，马校长算了一笔账：租房每年9万元，教师的工资每年17万元，校车的油钱、维修费、煤球炉、书本费是省不掉的，水电费比城里贵得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学生每月50元的交费来支付。
最无法忍受的困难还不是经济拮据，而是没有正式的办学许可证。据了解，北京市周边200多所类似的民工子弟小学，全都没有办学许可证，近6万名学龄儿童在非法学校内度过小学时代。
马校长说，从红星小学建校那天起，就没见过市、区教委的一份正式文件或通知。只是在前几天，区教委的一个调查员送来一页“社会力量办学基本情况摸底表”，让他们填写“师生总数、资产总额”之类的内容。
对于这种任其发展、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马校长很不适应，他特别希望政府主管部门能够下来看一看，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或规范，让他们有章可循，有目标可奔。“有一个婆婆管着，心里塌实，毕竟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性的、公益性的事业。我们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开门，这五六百个孩子还有没有一个上学的地方。”
马校长希望在分配教育资源的时候，能够更合理一些。现在城里许多公立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分出一部分资源，帮助一下举步维艰的民工子弟学校。现在，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一说要彻底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最先想到的招数就是全部关闭。关闭的理由非常充分：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教学质量差、安全没有保障，一大堆问题，哪一个都足以将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置于死地。对此，马校长很是不平：“一关了之，并没有充分考虑在京打工的300万民工的利益和十几万学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力。300万民工给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向地方政府缴了多少税？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钱来，为民工子弟创造最基本的受教育环境呢？”
马校长流着泪说：“事实证明，全部关闭的措施是简单的、没用的。公立学校每学期的收费最低也要600元，家长掏不起这些钱，孩子就只能辍学。你前脚关，后脚家长就找来了，要求再把学校建起来。丰台区的好几所学校都是关了开、开了关，最后主管部门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政府主管部门如果暂时没有钱，至少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循序渐进的指导性方案，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让我们知道明天怎么做。”
从红星小学走出来，马上就进入了鳞次栉比的摊铺之中。记者见惯了城里学校的电脑教室、语音教室、实验室、图书室、鼓号队、合唱团，回头再看看这个位于北京东四环边上的、只有房子和桌椅的红星小学，同处一个城市，差别竟如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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