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钱钟书去世转眼已经三年。广大热爱他的后学，始终惦念着他的夫人杨绛，期待着钱钟书手稿等遗作的出版。《光明日报》是与钱杨二老有着长期交往的报纸，不久前，记者心怀读者厚望，来到杨先生家中拜访。
位于北京西城南沙沟的住所，是钱杨二位先生自1977年春就“居于斯”的地方。钱先生故去之后，杨先生保留了家中的一切原貌：在兼作书房及会客室的厅堂里，照例是书柜、书架、写字台、卡其布面的沙发、电视机架，家具都是早已过时的，许多地方可见漆皮剥落……尽管简朴，却不失浓郁的治学氛围。
杨绛比钱钟书年轻一岁，年届九十一，本身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当记者到来时，她像每次待客一样，早已备好了茶水、糖果。杨先生丝毫没有她这个年纪的人常见的蹒跚步态，相反，走起路来轻快敏捷。她喜欢坐在离你很近的地方轻声说话，娓娓道来，使人全无陌生之感。杨绛告诉记者，1999年女儿钱瑗和钱先生先后去世，一家三口去了两口。她忍着失去亲人的孤苦，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了英文版《斐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翻译。她在此书的“译后记”中写道：“我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但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知道柏拉图对西洋文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知道《斐多》是一篇绝妙好辞。我没有见到过这篇对话的中文翻译。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此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4月出版，如今已印刷两次。《斐多》之后，她便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钱钟书手稿的整理工作。
钱钟书先生共有近400本手稿存世，共计7万余页，这些手稿中绝大部分是他多年的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外文（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中文笔记和以“日札”为题的读书心得。用杨绛的话说，这是钱钟书“一生孜孜积聚的知识”。杨绛说，钱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以后钱先生一直保持了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主要是因为他们多年没有个安顿的住处，所以只好借书来读，以笔记代替藏书了。这些手稿，曾对钱先生后来写作《管锥编》起过作用，但绝大多数都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只是钱先生在世时常常翻阅，并把其中精彩片断念给杨先生听。
这么大量的手稿，又由于多经辗转，有些已经破损模糊，有些本来钱先生记时就是勾勾画画，所以整理手稿的事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最了解钱钟书的杨绛身上。但杨先生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幸有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自告奋勇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但是还有大量的中文以及中英文相杂的笔记等待杨先生一页一页地辨认、拾掇。这件事成了杨先生晚年最大的动力和压力，她每天把手稿摊一桌子，一点点儿地粘贴。在采访中，她多次说：“我来日无多，总怕来不及做完这件事，常常失眠，睡不好觉。”
正说话间，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郭红来访，她是《钱钟书手稿集》的责任编辑。她把已经影印过的杨先生编排好的几包手稿送还，再另外取走几包；同时就书中说明文字的字体征求杨先生的意见。这时记者得以看到了手稿：这部分手稿用中英文写成，全部用毛笔写于宣纸之上，中文竖写，英文横写于中文之间，所以中文竖读，英文横读。据郭红说，这部《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共40卷，今年上半年可出版第一、二卷，仅仅是这部书的二十分之一。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难怪杨先生叹来日无多，恐胜任不及。
采访中，杨绛谈到最近报纸上关于钱钟书家乡开始动工修复钱绳武堂的报道，她说“读后不胜惶惑”。杨先生说，早在1996年7月，钱先生还在病中之时，就曾让杨绛给家乡领导写信，表示不同意建纪念馆一类的工程。她对记者说：“钱钟书一生最反对名利，如果用这种方式纪念他，是不符合他本意的。”
行将告辞，杨先生拿出她翻译的《斐多》和钱钟书著的《人兽鬼》精装本相赠。当她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杨绛二○○二年元月”时，她说：“我过去从未想过能活到今天。”
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生读书治学，别无所求，家用简朴，待人真诚，这是记者再一次从这个家庭走出来时的感受。2001年9月，杨绛代表全家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最终还是将他们一生的财富，用于读书治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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