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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中的末世启示

2002-04-03 来源:光明日报 季红真 我有话说

关于末世的预言,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普遍地存在。比如洪水故事就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中。在希伯莱文化中,是以经典的方式巩固着种族记忆。在中国文化中,著名的葫芦兄妹的故事则只能口口相传地保存于边缘的民间社会。但是,对于末世的恐怖与创世的想象,却多少有些相似,都是以惩恶扬善作为内在的心理依据。如果前者还可以引发一些考古学方面的争议,后者则更多地表达了人类原始的心理意识中对造物之主的敬畏和对自我的怀疑:在西方,各种各样关于地球毁灭、世界末日的预言自古不绝;在中国,无论是农民起义借助编造“神谕”号召民众,还是上层政治斗争中的托言于“夜观天象”,都更近于政治史的兴衰,更多地和政治史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近代的频繁外侮,导致的文化震动,使中国的文化人更多地感受到文化的衰落与变革的可能。悲观的如王国维以结束生命为一己的选择,乐观的如鲁迅发出打碎铁屋子的呐喊,都反映了同样的民族心理,即末世的焦灼。也唯其文化的震动,才使被儒家思想压抑了数千年的人类原始心理意识,得到了一次释放的机会。

这种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以不同的方式替代在文学作品中。在本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伴随着对人类近代历史的反省,末世的预言形成了一种小说的结构方式,所谓启示录式的写作。最典型的是戈尔丁的《蝇王》,里边对于困境的设置完全打破了现实主义的美学风范,而被称为“小基督”的主人公,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结构与《圣经》的渊源关联。在中国新文学开创者鲁迅的笔下,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读史者,一个清醒的狂人,一个呐喊着“吃人”与“救救孩子”的先知。表达了新型的知识者们一个共同的末世情结,并随之成为一个传统,影响着后来者。在经历了漫长的断裂之后,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重新延续起来。《班主任》的结尾,是最直接的翻版。韩少功的《爸爸爸》,在更深的层次上传达了末世的焦灼,把鲁迅直线开放的时间形式改写为封闭的圆形时间形式——创世与末世的一次轮回。残雪的《山顶上的小屋》,则以一次自我分裂的极度痉挛与缓解的过程,将铁屋换为木屋,呐喊着的狂人则只是保留在叙述者的幻觉中。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英国的一句著名的格言:变得越快,越是什么都没有变。

在处于主流文化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作者笔下,往往借助末世与创世的结构,容纳现实的人物和故事。但是其中对于所谓“先知”们的怀疑以至嘲讽,则包括了对预言者的解构。例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塞的《世界末日之战》中,通过着力刻划的三个“理想主义者”,一举解构了西方三种主要意识形态。即以“劝世者”所代表的基督教神学、以共和国将军所代表的共和主义,以虚无党人所代表的左翼思潮。与此同时,也解构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唯一一个能够洞悉事实真相的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没落庄园主,他只能精神崩溃。而人道主义的化身军队医生,则只能空怀悲悯而无力回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更彻底,无论是情欲的放纵还是理性的探索,都不能改变灭亡的命运,随着乌苏娜家族的消亡马孔多也最终消失了。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等作品,多是采用圆形的轮回时间形式。而《系在皮带扣上的魂》中,则将朝圣者的幻听彻底解构掉。这些作家,更虚无,也更悲观。

郑彦英的《洗心鸟》(河南文艺出版社),也采用了一个潜在的末世与创世的结构。他虚拟了一个意外的灾难,在一个封闭情景中,展开了一组人的故事。这个结构与80年代初的一部作品很相似,但是主题却是完全相反的。后者以中国人所理解的存在主义,表现出相当乐观的精神。《洗心鸟》则是从一开始就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世俗掌权者,在蛮荒的原始世界中,用尽心机一步步发展为宗教领袖的过程,这无疑具有解构的力量。

灾难是从水中开始的,这使这篇作品的语义关联域更加开阔。而主人公林一静,控制别人的手法是以性格的沉静与洞察别人隐私的能力,以及现代的科学知识。他利用别人的恐惧心理,杜撰出末世与创世的神话,自封为至尊。而他的欺骗性,还是来源于世俗社会的行政权力所带来的话语权力。对于敢于怀疑他的人,则以恐吓和威胁使之臣服。他以预设的话语框架,诱发每一个人的“良知”,促其进行诸如婚外恋与玩弄异性、孝道、贪污,甚至潜意识中对异性的欲望之类的道德忏悔,达到精神的自我完善。这就使这一则末世与创世的启示录,带有了充分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成为一次民族心理原型的变形写作。因为中国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而儒家的思想更是以礼教的道德约束为基本准则,这就使在文化变动中的国人常常无所措手足,这就难怪一个伦理学家曾感叹,中国人丧失了道德的创造力。而林一静对于信徒们既洗脑又洗心的禁欲控制,除为了产生凝聚力以对付共同的危难之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直到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之后,当众人的崇拜已经成为影响他世俗生活灾难的时候,他只好带着他们重返蛮荒之地,自己溜之大吉。而这时的洗心鸟,作为他们事迹的一个部分,已经在媒体的话语再生产的作用下,被人为地改造过了,文明与蛮荒的边界消失了。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感到文明之累,渴望回到原始蛮荒状态之中的时候,当通俗的影视故事指导着山野乡村的人们出卖荒凉与淳朴的时候,郑彦英却看到了它的虚妄。回到世俗社会中的信徒们,被视作各种各样的异端,受到从家庭到社会的排斥,这是对这一则创世神话最彻底的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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