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上午，当我在回京的列车上惊悉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学家王汉澜先生辞世的噩耗时，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悲伤、遗憾、自责交袭在心头。作为记者，我为自己筹划多年而没能采访他懊悔不已；作为一个了解点教育研究的人，我为教育学界失去这样著名的学者而感到万分惋惜；作为后生，我为自己这么多年始终想看他而无一次成行而感到深深的歉疚。
4月3日一早，记者从北京赶到开封，赶到王汉澜教授追悼会上……
上午，大风卷着黄沙弥漫了古城开封；殡仪馆内，王汉澜先生的几代学生泪眼模糊。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从全国各地连夜赶至开封的。
“我们本合计着2004年为先生祝80大寿的，没想到他这么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老师生前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一样看待，在校时，他关心我们，离校后，他惦记我们；不管我们谁在事业上有了进步，他都引为骄傲和自豪。”
王汉澜先生教过的学生，指导过的研究生，在老师的遗像前一一回忆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帮助。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是先生写的，他不仅出题目，出思路，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料拿来供我用。事实上，这篇论文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可他却无私地拿来启发指导我写论文，发表时还坚决不让署他的名字。”
“没有王老师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1986年考研复试时，有人不公正地要把我放到大区去‘调剂’录取，先生闻讯后，放下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去与人交涉，据理力争，近70岁的人楼上楼下地为我跑，可当时我与先生还素昧平生。”
“是王老师帮我联系的工作……”；“是王老师指导我考上博士……”“是王老师手把手教会我搞科研……”听着学生们的回忆，王汉澜先生的一位生前友好感慨地说：“今天之所以有几百人为汉澜送行，之所以他的弟子从天南海北赶至开封，不仅仅因为他那令人钦佩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那令人敬重的高尚人格。”
从事教育工作或教育研究的人，不知道王汉澜的恐怕很少。其中不少人就是读着他主编的《教育学》走上教育岗位或开始研究教育的。这本《教育学》再版数次，发行几百万册，是目前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著作。他对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法、教育政策等都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如今社会关注的“教育能不能商品化”、“如何真实地评价学生的成绩”、“素质教育的实施”等，都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答案。记者之所以筹划几年而没能采访王汉澜先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面准确地掌握王汉澜教育思想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等身的学术著作涉及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唯恐自己采访不好，写不深入。
王汉澜先生1947年于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起，就一直从事教育和教育研究工作，一生撰写或主编了十几本学术专著和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所著的《怎样制订教育规划》1985年获中国教育学会优秀论文奖，参与编写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所主编《教育学》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和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后又获国家优秀图书奖；所主编的《教育测量学》、《教育实验学》和《教育评价学》填补了这些学科的空白，其中《教育测量学》1990年获中南区优秀教材一等奖。所撰写的论文多篇获省、校和全国教育学会优秀论文奖，有的还被国外书刊选收。当代十几部权威辞书中都载有他的事迹。
“解放后，天地变，生活安适事如愿。搞教学，作科研，酷暑寒冬，从未休闲。干，干，干！”
从事教育工作55年的王汉澜，就是以他“晚年自述”中的这种精神状态，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着河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在全国，担任着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是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大军中的领军人物。是他创立了河南省教育学研究会；是他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法教研室；是他积极参与了河南大学教育系的复系工作并担任系主任；是他把河大教育学办成河南省重点学科；是他为国家指导培养了48名硕士生。辛苦的付出换来了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1989年，他当选为开封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50年来，他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教师”、“优秀教师”、“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种种荣誉称号。如今家中众多的奖状、奖品、奖杯铭记着他辛劳勤奋的一生、执着追求的一生！
没想到王汉澜教授走得这样突然，没想到我对他是这样的采访。憾也！面对棺柩中的王汉澜先生，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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