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梁言顺博士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克尔·思朋斯等中外专家的关注。最近，我们就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创新问题采访了梁博士。
记者：当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状况是怎样的？
梁言顺：从1972年第一次世界环发大会至今三十年间，可持续发展从提出到全面实践，已取得很大进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在广大范围内深入人心。但是，客观地说，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并且已经开始制约实践的步伐。正如周光召院士所言：“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所拥有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还远远不能恰当地反映和解释它所面对的对象。”我认为这个判断不仅仅是就中国而言，全球的状况也是如此。实践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进步。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有两点，一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标准问题，一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和模式问题。
记者：请先谈一下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梁言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过于泛化其内涵，把毫不相干的因素都拉进来。大家都承认，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什么要素既影响当前需要又影响未来需要？就可持续发展而言，只能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其他诸方面，都是间接的或为其服务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提出：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其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基本标准就是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包括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用循环利用率来表示）；能源矿产资源的循环替代（用循环替代率来表示）；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用循环再生率来表示）。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用环境循环净化率来衡量。这就是“两循环思想”的主要内容。
记者：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你几年前就提出过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而且最近又引起诺贝尔奖得主麦克尔·思朋斯的关注。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梁言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是我后来进一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三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造成资源、环境破坏的原因虽说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众多的增长经济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如下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是说，要素的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这个假定前提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理论的前提假定具有片面性，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性。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为此，我提出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在比较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选定索洛模型作为基础模型，把经济增长的代价作为一个负变量纳入增长模型中去。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一方面能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形（增长与代价并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有利于指导经济活动限制代价，追求一种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记者：请你再介绍一下其余两种增长方式。
梁言顺：一是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低代价增长不是零代价增长，低代价的长期积累，最终也会对现有资源和环境构成威胁。这个问题，过去理论界较少涉及。在80年代初期，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自然再生产理论，但有局限性，即不能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扩大增长。为此，我提出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的思路。
另一个是人口适度零增长。关于人口与发展的问题，在西方理论界历经近百年之争，却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以额尔利奇为代表的悲观派和以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毅然尖锐对峙。我认为，无限制地减少人口和让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一样，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人口适度零增长之路。其内涵有两点：一是零增长，即人口总数保持不变，但人口质量在自然更替中不断提高。二是适度零增长，指零增长是在一个最佳人口数量上保持恒定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