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面对画家陈振国的画作，尤其是站在他表现女性、母性的水墨人物画前时，我想到了马约尔或者布德尔的厚重、稚掘与博大。他的纸本水墨画，竟让人迁想到欧洲的雕塑艺术，这也许是一种有趣的艺术心理现象。毕竟，陈振国接受十多年院校艺术教育与中国画陶冶，他不是那种但知师承不知博取、但知技艺不知美学、但知画面不知内涵、但知国技不知西法的画家。
瑶山《母与子》系列，躯体硕大原始，构成壮厚膨胀，经过画家精心的处理，紧贴怀中的小生命很小，母亲却特别丰壮，透出一种土地母亲的博大。画家以人间最原始、最本源、最动人的恒久母题，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力度，体味到一种雄浑的张力。陈振国的艺术实践，让人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体味到一种汉霍去病墓大圆雕似的雄浑，这在水墨人物画来说，应该有意境开拓上的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振国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他艺术的新旅程。在酿成“振国风格”之前，抹得一手好色彩，写得《詹天佑》式谨严的清唱白描，善于《1979年的春天》式的各种深刻形象的塑造，挥得一手潇洒、书卷气十足的高逸文人学士、酣畅流动的舞蹈人物、“没骨法”的泰女等等，振国可谓才情横溢。如果说他的优势在于“用极大的功力打过去”，那么，“以极大的勇气走出来”，而且走出了一个自己的样子，应该是他作为成熟期的艺术家的重要标志。然而，当风格主义成为强弩之末的时候，人们当然更关心内涵，更关心作为艺术家良知的真诚，更关心艺术家感情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振国走的是一条“中庸之道”。他以瑶乡山民为体裁的水墨画，融会了他人生的沧桑及艺术探求的艰辛。他的这一类作品，不以再现现实真实为揭示认识价值的媒介，而是依托一定真实的描绘，追求审美深层次的精神价值。因其内蕴的深沉投入了他的整个身心，使人觉得他有很多话要说，而且说得那样地直率、坦诚，以至于让人觉得那作品中透出的粗犷、苍浑之气，与他本人的儒雅、学者之风竟有些对不上号。
振国的画作，一直根植于生活与传统，又与现代审美意识接轨，体现了这一“中生代”有建树的画家的主要特征。振国是饮珠江水和在珠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从而使他的中国画从题材、特色到底蕴，都深深印上南国土地的特点。然而，振国又来自楚文化的故乡，加上善于博采众流，这使他的作品钤刻上江北文化的印记，吞纳出一种南国画家特色中少见的、又异于北方画家的刚阳之气，在一大群绿土秀美的画家群中屹现一种壮美。领悟生活的不同及生活风格的多样性，进而，以精神生活的个别特征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应该是振国艺术中的真切之处。
振国曾表述过这样一个看法，北方的艺术要避免粗恶，南方的艺术要避免媚俗。他的作品确实让人感到既是新的，又是传统的；既是现代的，又是乡土的；既是南国的，又是壮美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用鲜明的个人语言去讲他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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